如果说自上古以来约4000年的文化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规范的文字、雕刻技术、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大约到公元3世纪都已十分成熟了)。那么，隋唐文化则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雕版印刷术才得以应运而生。
自东汉以后。中国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到隋朝又趋于统一。隋政府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大力提倡佛教，尊重儒学，广泛搜集历代典籍：在科技工程上的丰碑则是修建千古运转的大运河。由于倡导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大增。儒家典籍得以广泛流传。尤其是当时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无休止的抄写佛经，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
到了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历史文献和留存实物证明，促使印刷术发明的有两大社会因素：一是佛教的兴盛。需要大批量的佛经、佛画；二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更多的人读书。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隋唐社会，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雕本(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是对印刷术发明、发展的精确概括。
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它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制版和印刷的程序是：先把字写在薄而透明的绵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上，用刻刀按字形把字刻出，然后在刻成的版上加墨。把纸张覆盖在版上，甩刷子轻匀揩拭，揭下来，文字就转印到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学术界一般将其开始定于7世纪间。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成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这卷印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9世纪时，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二十二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费二十二年，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达十三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彩色套印于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交子”，即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剐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
雕版印刷术工艺
将文字、图像反刻于木板上。再在印版上刷墨，铺上纸张，然后在纸张上给以适当的压力，使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张上，揭起纸张后，就完成了一次印刷，这就是雕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如果详细介绍雕版印刷的工艺，即是：按一定的规格用薄纸写版——校正——写好的版稿反贴于木板——刻版——刷印——装帧。
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早已失传，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来推断。这些文献主要有：
隋人费长房(577—610年)的《历代三宝记》一书记载：“开皇十三年(594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属周代礼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做民父母，思拯黎元。重视尊容，再崇神化。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这里所说的“雕撰”就是刻印佛像佛经。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明人陆深(1477—1544年)在《河汾燕闲录》一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明胡应麟(1551—1602年)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明确指出：“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表述的更为具体。
近年冯鹏生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一书中，提出了隋大业三年(607年)的一件印刷品，确认为隋代的一件雕版印刷品，其图中彩色为手工敷彩(见展品)。
综上所述，可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定为隋末唐初。即公元590—640年。
早期印刷品的宝库
敦煌藏经洞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献，除有大量的写本外，也有不少印刷品，从而使人们能看到当时印刷品的风貌。
藏经洞发现后，先后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来到这里，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印刷品几乎全部被外国人盗走，国人无不痛心。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盗走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着名的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贵的一件印刷品。它为卷轴装，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图。后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文字雕刻娴熟精美，印刷墨色均匀而厚重。一般认为它是印刷术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产品。从落款可知，其刻印年代为唐咸通九年(868年)，为王玠出资施印。该经全长5.25米，由7张印纸连接而成卷装，每张纸高26.67厘米，宽75厘米。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中，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的历书，以及字书《大唐刊谬补缺切韵》。
藏经洞的印刷品。约有几十件，反映了唐代中后期的印刷，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不但刻印精良，而且品种齐全。
近几十年来，唐代的印刷品又有不断的出土问世。这就使唐代的印刷品已包括了初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
1974年西安西郊的一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呈方形，印于麻纸，高27厘米，宽26厘米，中有空白方框，方框四周印以咒文，作环形阅读，外四周印以莲花、星座等图形，考古学者将此印本定为唐初(7世纪初)印刷品。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件唐代印刷品《妙法莲华经》中的《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六》。这件印刷品几经转手。后落入日本人中村不折之手。现藏于东京书道博物馆。日本印刷史学家长泽规矩也研究后认为。此印本有武周制字，而定为武周印本。潘吉星认为，属武周初期至中期(690—699年)的印刷品。
1966年韩国庆州一佛塔发现一件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卷装，总长640厘米，共12张印纸，纸高6.5厘米，版框上下单边，每行7—9字，刻以唐人写经楷体。印品中出现有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经国内外学者认定，为唐代武周后期之物，约于702年刻印于东都洛阳。1975年西安西部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大隋求陀罗尼经》，为35×35厘米方形，印以麻纸。考古学家将此印本定为盛唐之物，当刻印于唐玄宗时期(713—755年)。
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大隋求陀罗尼经》，略呈方形(31×34公分)，上刻印“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专家将此印本定为晚唐(2世纪)之物。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从唐初到唐末，各期印刷品齐全，证明从唐初(7世纪初)开始就有印刷活动。
到唐中期，印刷已遍及陕西、四川、淮南、洛阳等地，刻印技艺已十分高超。
五代印刷动乱年代的奇迹
五代十国只有53年，朝代更迭频繁，各地割据，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但在印刷方面，并未受很大的影响，而是在唐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证明了胡应麟关于雕本“扩于五代”的论断。五代印刷中，最为着名的是冯道(882—954年)主持刻印儒家的《九经》，是印刷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历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规模儒家经典的刻印。这次刻印工程是在国子监进行，也称监本《九经》，它开创了国子监印书的历史。这对以后历代国子监印书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时。另一项印刷工程是驻守于甘肃西部一带的军事首领曹元忠(905—980年)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经。
曹元忠所印的佛经、佛像早已失传。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这些印刷品才大白于天下。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盗走文物五千件，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观音菩萨像》(5件)，《大圣毗沙门天王像》(11件)，《文殊师利菩萨像》(11件)，《阿弥陀菩萨像》(5件)，《地藏菩萨像》等。在1907年斯坦因的盗品中，也有同样的印品。这些佛像印品，多为上图下文的单页。大都有刻印者、刻印年代，有的还有刻工姓名。例如在《观世音菩萨像》下部就刻有“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州观察;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时大晋开运四年(947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月记。匠人雷延美”。
曹元忠刻印的《金刚经》为折装，也有刻工雷延美的姓名。其刻印年代为天福十五年(949年)。雷延美是我们现知最早的刻版工匠。曹元忠组织刻印的一批佛像、佛经有两件刻有他的姓名。其他的五代敦煌印刷品大概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子所刻印，刻印都达到很高水平。
五代时，由私人出资进行印刷活动的以蜀相毋昭裔(902—967年)最为着名，也可称为历史上第一个私家刻印书籍者。据《宋史》记载，毋昭裔印的书有《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这些书都是自己出资刻印的。
五代时，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经济文化十分繁荣。以吴越国王(929—988年)为首的统治者，虔诚信奉佛教。刻印了较多的佛经。
1917年浙江湖州天宁寺塔发现一件佛经印刷品《宝箧印经》，高7.5厘米，长60厘米，每行8—9字，卷首有图像，图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等文字，可知为公元956年所印。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塔砖孔中发了另一件吴越国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框高5.7厘米，长205.8厘米，每行10—11字，图前印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年为975年，已为宋开宝八年，但宋的统治还未达及吴越。鲁迅的《论雷峰塔倒掉》一文，记述了这件事。当时人们为了寻找印经，几乎将塔砖全砸碎了。
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另一件吴越国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当时置于10厘米长的竹筒内，其刻印年代为“乙丑”年，即965年。
除了发现的上述几件印刷品外，据记载，当时杭州的灵隐寺高僧延寿(904—975年)也印过十多种佛经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
首府设于江宁(南京)的南唐，据史载也印了很多书，着名的有刘知几(661—221年)的《史通》和徐陵(507—583)所编的《玉台新咏》。
宋、辽、西夏、金印刷的成熟时期
继五代之后，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为宋、辽、金时期，除了宋以外，在北方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在这一时期。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印书量大增，印书品种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各个门类。在印刷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印刷的成熟鼎盛期。
宋代翻开了印刷史上辉煌一页印刷术经过唐、五代几百年的发展，技术已日逐成熟，进入宋代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印刷业大兴，揭开了印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宋版书流传至今者已为数不多。历代藏书家都以拥有宋版书为荣。素有“一页宋版书，一两黄金”之称。因为宋版书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纸墨上乘。这都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印刷技艺。
宋代以文治国，几代帝王都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宋代建国不久，就组织编写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型丛书，共计2500卷。随后又编写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大型史书，并在国子监刻印了《说文解字》、《十三经》、《十七史》等大型丛书。
宋代民间印刷业的兴盛，开创了书籍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在印刷史和版本学上分别将私人刻本称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书棚本等。家刻本多为文人及大户人家刻印自己或祖上所着书籍，也刻印自己认为珍贵的书。这类刻本多为赠送或低价出售，不以营利为主。例如，诗人陆游之子多次刻印其父的诗集，以赠亲友。在民间印刷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书坊刻书。宋代的书坊类似于现代的出版社，它集编书、印书、卖书为一体。它的特点是以营利为目的，由于有着市场的竞争，也很重视质量。宋代民间书坊印刷最为着名的有河南开封、福建建阳、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以及江西等地。在唐、五代时期，佛教印刷品所占的比例很大，到了宋代。则以“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为主体。印量及品种都大大超过佛经。但与前代相比，佛经的印量、规模等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史载，仅佛经总集《大藏经》就有六次刻印。
中国是纸币印刷最早的国家，它是商品经济和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川十八家富商发起印行代金券，称为“交子”。这是历史上最早印行的纸币。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批准设益州(四川)交子务，禁止民间印行纸币，从此以后，历代的纸币印行都由政府管理。起初，纸币的印行仅限于四川境内。后来才发展到陕西、福建、浙江、两湖等地区。
应县木塔揭开辽代印刷神秘面纱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维修时，在塔的四层主佛像胸中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辽代印刷品。共计61件。其中有《辽藏》(也称契丹藏)12卷，各种单本经卷47件，启蒙读物《蒙求》一册，还有单幅佛像12件。从这些过去失传的辽代印刷品中，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辽代的印刷业发展的水平。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印刷品，几乎件件都刻印精良，说明当时的文字和图像雕刻已达到很高水平，和北宋的印刷品相比，水平不相上下。在一些佛教经卷中，配有十分精美的插图。刻工精细，人物生动，为当时印刷品的上乘。在应县木塔的辽代印刷品中，有三件佛像。其工艺是先用黑色印刷图像轮廊，再用手工描染色彩。称为“印刷敷彩”。是印刷史上很有特色的印刷工艺。一直到清代初期的年画。有的也使用这种敷彩工艺。还有两件印在纺织品上的佛像，是用套色漏印而成。
黑水城文献反映了西夏印刷情况
据《宋史》记载，西夏建国初期，多次用马匹向北宋购买书籍。在此基础上，自己的印刷业也发展起来了。但西夏的印刷品过去流传下来的十分稀少，很准了解西夏的印刷概况。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从西夏遗址黑水城的一古塔内，发现了大批的书籍文献，并将其运回俄罗斯，现藏于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内。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文献，也是自敦煌文献大量流失国外后。又一次文物的大量流失。
在敦煌文献中，印刷品所占比例很小，而黑水城文献中，印刷品的数量超过写本。大约有200多种，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刷术的发展。它填补了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印刷品的空白，反映了西夏时期印刷业及印刷技术的基本情况，证明西夏民族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建立了自己的印刷业，大量印刷各种书籍。
平阳印刷是金代印刷的缩影
金在攻占开封后，将北宋国子监印版运到北京，用这些印版在北京印刷了经史类书20多种。金政府也印行纸币。
金代民间印刷主要集中在山西平阳(今临汾)一带。当时私人书坊很多。最着名的书坊有张存惠晦明轩，中和轩王宅，平水刘敬仲以及平阳姬家等。这里刻印了很多医药类书，十分珍贵。例如张存惠晦明轩刻印的《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为历代藏书家视为精品。平阳姬家刻印的《四美图》，人物生动，线条流畅，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家庭装饰挂图。
金代印刷工程最大的是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刻印于山西绛州天宁寺的《金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