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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通史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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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高神
      LV.8 渡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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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官方的贡赐贸易,沿边的和市,以及走私买卖等。在官方的贡赐交往中,其使节之频繁,贸易额之巨大,影响之深远,都曾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种交往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但同时主要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一道闪光的桥梁。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来看,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高潮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进步,大放光彩,而同时使宋文化广为传播,展示其博大的胸怀及应有地位。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有助于让两个城市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再创辉煌。

      宋使在夏国及兴庆的主要活动

      在宋夏交往中,从开封派出的宋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四十余次,这不包括以边帅名义派出的人员。从使节名目上看,除押送“岁赐”不计外,主要有持节册封使(或曰册礼使)、旌节官告使、加恩官告使、起复官告使、押赐冬服使、赐生辰礼物使、致祭使(祭奠使)、吊赠使(吊慰使)、诏(招)谕使、议和使、赐皇帝及太后遗留使等等,名堂可谓繁多。

      从宋使的活动上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居多,同时也有用“赐”的形式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二者兼行,加强了双边关系,下边略举数例:

      (1)册封。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遣张崇贵、赵湘为旌节官告使,任夏主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为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俸如内地”。公元1044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仁宗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以张子奭、张士元为册礼使,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以及“夏国主印”等(注:《宋史》卷485,《夏国上》。)。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宋哲宗遣刘奉世、崔象先为册礼使,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哲宗与皇太后降诏,特依庆历八年例,赐银绢各三万(匹、两),钱三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本书以下简称《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丑。)。以上仅举数例,大凡夏主即位,都求得宋的册封。这种册封本属政治性的活动,但其间的经济意义不可低估,银、绢、茶的数量如此巨大,这是夏国所迫切需要的物品。史载:“册封之使入境,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注:戴锡章:《西夏纪》卷19,元祐三年底记事。)从每次赐物数量上看,仅次于“岁赐”,而高于其他诸使的贸易活动。

      (2)恩赐官告。每加恩官告,则赐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宋每遇吉庆大礼,与百官加恩升级,夏主照例受赐。

      (3)祭奠、吊慰。每遇夏国主卒,夏遣使告哀后,宋照例遣使祭奠与吊慰。如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夏主德明卒,宋遣孙祖德、冯仁俊为祭奠使,赐赙布三百匹、绢七百匹及醖米羊面等物,葬时“赐物称是”(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另外,宋皇太后也赐一份厚礼。再加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昊卒,宋遣曹颖叔为祭奠使、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面各百石、酒百瓶。及葬,又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之数”(注:《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丁丑。)。大体上说,夏国主丧,宋或单遣祭奠使,或祭奠与吊慰二使同往,都按一定规格赐予物品。

      (4)赐遗留。宋制规定,皇帝及皇太后亡故,都向百官赐其遗留之物,夏国主照例获取一份。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哲宗遣使押赐遗留夏国主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有些赐遗留没有载明具体数目,此暂从略,不过,所赐银绢之数不会相差很远,这是可以肯定的。

      (5)“岁赐”。宋夏于庆万四年订立和约之时,双方商定,宋每年给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这其中包括下列几项:

      “岁赐”,每年为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贺圣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贺正旦”,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赐仲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赐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着一千匹,杂帛二千匹。(注:此据《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己丑。)这几项之中,我们从“赐仲冬时服”、“生日礼物”中,常见宋方有遣使的记载。如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神宗以田諲为押赐夏国生日礼物使。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宋哲宗以张懋押赐夏国主生日礼物,以安愈押赐仲冬时服。这两种使带去的物品都是定数,一般只到夏国的宥州交割,例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以后出境,故史载每次出使时不再标明所带物品了。而贺圣节、贺正旦的回赐之物,未见宋方遣使,大概是夏使来时带回罢了。那项最重要的“岁赐”,例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以后过界,按一般贯例,理应有使官押赐,但史载中都省略了。因此之故,把这项“岁赐”亦列入宋夏贡赐关系之中,是完全应当的,只不过是夏得到的是经济实惠,宋得到的政治满足而已。

      从历史记载中,人们每每看到夏使至宋,宋廷有诸多赏赐,而宋使至夏却甚少有这方面的材料,下列两件事情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线索。如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元昊母卫慕氏卒,遣使向宋告哀,仁宗以王中庸为致祭使,郭劝为吊赠使兼起复官告使,至兴庆后,“元昊赂遗劝等百万,劝悉不受”(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再如,宋知保安军杨定于治平四年(1067年)为夏国诱杀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宋方坚持要夏国执送杀死杨定的主谋人,夏不得已乃将六宅使李崇贵、右侍禁韩道善押送开封处理,经过审问,才知杨定在此前曾出使夏国时,夏主谅祚赠送给他宝剑、宝鉴及金银物,杨定回宋后,只将剑、鉴上交宋廷,而金银之物却归入己手。(注:《宋史》卷486《夏国下》)上述事实证明,宋使至夏决非空手而归,其间的经济活动在宋方视为非法,只是不敢声张暴露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夏国剑号称“天下第一”(注:太平老人:《袖中锦》。),堪称一宝,后来宋钦宗曾经佩带的那柄夏国剑是否为杨定所带回者,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夏国的冶炼技术已为宋人所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利互用的。谁学习对方学得多,学得好,谁就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夏国诸使在开封的活动与贸易盛况

      夏国向宋廷派的使臣,多称为进奉使或贡使,后来随着双方的发展又分别出各种名目的专使。据本人统计,如以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开始,至北宋末共遣使144次;如以李德明廷居兴州开始,则遣使有108次;退一步说按元昊称帝建国,向北宋遣使也有90余次。(注:据《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综合统计,仅记载表请而未注明遣使者不计。)《宋会要辑稿·蕃荑·历代朝贡》门类,北宋一朝只记夏使22次,大概是把许多不以入贡名义的遣使排除在外的缘故。现据历史记载,大体有下列几类:

      (1)贺节。如每年正旦,夏派使至开封贺节,史称贺正旦,使臣所带的礼品,一般为马驼共百匹(注:参考《西夏纪》卷12,皇祐元年正月;又同上卷13,嘉祐六年十二月诸条。),而私物不计在内。再如贺圣节,即每年宋帝生日,夏国照例派使祝贺,计有仁宗的乾元节、英宗的寿圣节、神宗的同天节、哲宗的兴龙节、徽宗的天宁节,以及哲宋未亲政前太皇太后高氏的坤成节等等,除了双方战争时期有暂时停止外,一般情况下都有使臣至宋。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夏使贺兴龙节,进御马五匹、常马二十五匹、槖驼二十头。(注:《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癸巳。)由此可见其他。夏每有所进,宋照例有赐,大体按物值等价交换。1100年(宋元符三年,夏永安二年)夏使贺天宁节,时徽宗即位,“赐赉甚厚”(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元符三年十月记事。),应是打破常例了。其他属于此列的还有贺冬至等,不一一赘述。

      (2)贺典礼大祀。如宋帝封泰山、祀汾阴、亳州太清宫、开封玉清宫上玉皇大天尊,以及南郊祭天等,夏都遣有贺使,此类事主要是真宗在位时期。

      (3)入谢。这包括谢册命、谢朝命、谢恩、谢答赐、谢祭奠(谢奠慰)以及谢罪等所遣之使。宋册元昊为“夏国主”后,夏使入谢册礼,进奉物品不详。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夏国新主谅祚遣使入谢册礼时,献马驼各五十匹,宋廷宴夏使于朵殿,“赐物遣还”(注:《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辛巳。)。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因夏主秉常卒时,宋遣使吊慰,夏新主乾顺遣使至宋,进马、槖驼总二百七十头、匹,“诣阙称谢”,并同时派使谢太皇太后(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8,庆历八年十二月记事。)纵观“入谢”类遣使贡献最大的一次,是景德三年(1007年),德明向宋进誓表,宋封德明为西平王,乃遣使献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槖驼三百头谢恩。次年又献马五百匹、槖驼三百头,谢给俸廪。这些都受到宋廷回赐,有袭衣、金带、器币之类(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夏方对宋方满意的举动,总要用回谢形式遣使至开封,以增加交流的机会,故史载这类使节的次数很多。

      (4)告哀及献遗留。夏国主去世,新主照例遣使至宋告哀,并献遗留物,可大多不显数目。夏国主母去世后,亦有献留者,如1057年(宋嘉祐二年,夏奲都元年),夏主谅祚母没藏氏卒后,遣使献遗留为马、驼各百匹(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9,嘉祐二年三月记事。),这些可以作为每次献遗留物的参考。

      (5)进助山陵。这包括宋帝及部分皇太后的陵园,入葬时,夏使有进助山陵之举。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夏遣使进助山陵马一百匹。(注:《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甲子。)1094年(宋绍圣元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宋葬宣仁太后于永昭陵,夏国梁太后遣使进马一百匹。(注:参考《宋史》卷486,《夏国下》;《西夏书事》卷29,绍圣元年二月。)亦有数目较大的进助活动,如景德四年(1077年),夏使曾助宋修章穆皇后陵园马五百匹。(注:《宋史》卷485,《夏国上》。)

      (6)乞请。此类活动相当多,有乞请佛经的,有请儒家经史的,有请和的,也有交换沿边城砦的等,这里仅举有关文化经济活动者数项。如乞请佛经一项,天圣八年(1030年),夏主德明遣使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仁宗从之。(注:《西夏书事》卷11,天圣八年十二月记事。)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夏遣使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仁宗特赐之。(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据有人统计,北宋时期,夏国共求经六次(注:参考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39页。),一般说都是以马七十匹充印造的工值费。在乞请其他书籍方面,如1062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朝冬至、正旦朝贺仪式。仁宗下诏,赐给《九经》而还其马。(注:《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1063年(宋嘉祐八年,夏拱化元年)四月,新即位的宋英宗应夏使之请,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之。(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丙戌。)根据《西夏纪》卷十二至和二年二月纪事:“夏使求市史传及佛经,押伴王尚恭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书。”(注:《西夏纪》卷12,至和二年二月记事引范忠宣《王尚恭墓志铭》。)这是请求市书的,其间有东晋元魏间事的史书,可见其市书的要求是相当广泛的,不独唐史而已。其他有请求宋遣工匠赴夏的,有遣人构求乐人幞头帽子的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宋方在佛经和九经方面是比较大方的,这大大促进了双方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交流。

      (7)其他。在夏使中还有元昊建国称帝而至宋都相告的,虽然宋方拒绝元昊称帝,但是厚待使臣。有求尚公主而派出的使者,还有因宋方边区企图收买夏国官僚而遣使质问宋廷的。至于公开卖走宋释放的宫女而到夏都的事(注:《宋名臣奏议》卷131,富弼《论西夏八事》中云:“……又比来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置之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以窥测。”又据《宋史》卷10《仁宗纪》,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人二百七人”。《长编》卷123,作“放宫人二百七人”。《西夏书事》、《西夏记》作者认为元昊所市宫女为宝元二年所放出宫者。),亦应与夏使有关。至于虽未遣使至开封,而采用上表的方式,转交给宋廷的事,也屡见不鲜,其范围更加广泛。

      上述事实,仅是夏使在开封活动的一部分,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官方的贡赐贸易外,夏使刘仁勖在景德三年(1006年)就向宋请求“回图及放青盐之禁”(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九月丁卯。)。这年十一月,在宋廷还未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夏使就采取行动,“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朝议听之,自是岁以为常”(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一月庚申;《西夏书事》卷8,景德三年十一月“使请俸赐”条记事。)。这说明宋廷事实上已经默许了。次年,夏使在入贡的同时,呈上德明正式请求的表章,要求到开封时“市所须物”(注:《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癸丑。),获得真宗许可,把贸易的事公开定了下来。宋廷为了鼓励夏使在开封的经济贸易,在一段时间里还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乙丑,“诏奉使夏州私觌之物,前后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数,官给其值”(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丑。)。这年十月庚戌,又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戍。)这就是说,夏使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军器等少数物品是在禁科,夏使不能在市场购得,就在开封仿宋“造军器归本道”(注:《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能带走的就带,不能带走的,起码学到了技术,这是夏国非常之需,故不惜违禁而行。

      夏使在开封贸易的物品内容,无法全部晓知,可以依保安军榷场交易物品作参考。大体上说,宋以缯帛、罗绮易事之驼马、牛羊、玉、毛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腊、麝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椎场一些牛羊之类,夏使不会带到开封出卖,但一般贵重药材之类,他们完全有能力带走。如大中详符八年(1015年)夏使在开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上引资料所谓夏使之物“名品不等”,就足证品种很多,决不会只有甘草、苁蓉两项。

      由于真宗时对夏使贸易方面的宽松优容政策,夏国官私都有利可图,所以到元昊向宋闹独立时,双方关系紧张,犹不肯放弃向开封遣使,使者“出入民间无他禁”(注:《宋史》卷315,《韩亿传》。),买卖照常进行。后来在韩亿建议下,将夏使常驻的都亭西驿作为贸易之所,“官主贸易”,即所谓的“馆市”制度(注:《西夏书事》卷12,景祐二年十一月记事。),但它不可能阻止夏使在开封市场购物的惯例。1043年(宋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七月间,谏官余靖在上奏中已指出,宋的西驿勾当使臣与夏使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注:《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庚寅。),唯恐超过辽使购物之数,要宋廷设法加以限制。这向人们明确提出,夏使“下行铺”直接购物,是宋的主管官同意的,并且还提供了方便。显然,夏使与民间贸易方面是非常聪明的,与民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能够“出入民间如家”(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官府屡禁而不能止。

      在夏使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下列情况:一是贸易量大,如1062年(宋嘉祐六年,夏奲都六年)正月,夏使本为贺正旦而来,可所带的交易货物“约八万贯”(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正月记事引《东原录》。),而且还是宋方经官内臣压价情况下的估价,而实价当会更高一些;二是购物广泛,同次的夏使用卖货所得的五千两银,“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四月记事引《孔氏谈苑》。);三是各种使都有在开封贸易的任务或活动,如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九月那次遣使,因国主秉常卒,本是向宋告哀,宋廷于二十四日下诏:“夏国告哀使副赴阙见辞,例物、宴会、买卖并依去年夏国母亡告哀人例施行。”(注:《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己卯。)由此可见,告哀使也连连不忘买卖,其他更不问而知。

      人们也许会问,宋夏关系有和平友好的时候,也有反目为仇互相发动战争的时候,不管如何,夏为什么都坚持遣使至开封呢(除非宋不按纳外)?请看宋人司马光的分析:“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注:《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苏轼也说,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的获率不下二十万。(注:此据《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夏人事宜》。)亦有估计为三十万的。(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因此之故,在双方关系正常时,夏使每年都派几次,有时甚至达四次以上,总量达百万左右。通计贡赐与榷场等项,每年夏国所得,“不减三数百万”(注:《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壬申。),那么贡赐的份量即可明白。何况如司马光所说,贡使的作用除直接到宋都贸易外,主要还是搞好双方的关系,否则,宋方总是以停止“岁赐”相要挟,一旦“岁赐”停止,接着而来的是禁止榷场的“和市”。一到这时,夏方就会感到一种强大的经济压力,必须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表明,使节往来是双方联系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有了它沿边地区就安定,宋夏贸易就会开展起来,使双方群众享受到无穷之利。史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开封与兴庆的相互影响

      宋都开封在当时无疑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宋人柴宗庆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这个梁园指宋都开封,与其他城市相比,那真是海与水的差距。

      开封在五代以前原名汴州,自公元907年朱梁在此建都,晋、汉、周继之,北宋又以此为首都,经过160年的经营,使之成为继长安和洛阳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说,自朱梁到北宋末,开封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前后达200年之久。

      宋都开封,称为东京,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有宫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墙,外城周长50里(合今58华里)。这里是中国古代最早田坊市分离为坊市合一的敞开型面貌城市,坊墙被废,商店与手工业店铺面街而设,遍布全城,形成多条繁华的商业大街,商人物资雄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注:《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夜市空前繁荣。官府在这里储存丰富的物资,足以应付中国各族及亚洲诸国使者前来贸易。

      从文化上看,不仅学校林立,宗教盛行,寺院宫观建筑金碧辉煌,而且从宋代开始,开封出现了大型文化娱乐活动的瓦子,将各种不同技艺演出场地的勾栏集中起来,成为综合性文化场所。北宋末,着名艺人达150家。可以说,宋都开封真正具有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科技方面,同样不愧为全国的中心,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先进的火药、印刷等一大批手工业作坊,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造出了对中国中医影响颇大的针炙铜人等等。另外,许多人想不到,世界上最早使用的船坞也在这里,金明池的龙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船。宋代开封在科学技术上有多少世界之最,一时难以作具体统计,但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

      至于城市管理上,亦有划时代的变化,此不赘述。(注:关于宋都开封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参见拙着《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有关各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宋都开封对当时中国各城市、各族政权及亚洲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在传播科技文化方面具有不可阻挡的辐射力,其中对夏都兴庆的影响就是显例之一。

      夏国建立前,德明于咸平六年(1003年)把灵州改为西平府,实际上已成为早期夏都。其新都兴庆,宋初曾是一个小小的怀远镇,天禧四年(1020年)夏主德明在建设新城时,升为兴州,成为他新的活动中心。(注:《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末。又《宋史·夏国传》作乾兴二年(1023年),存疑。)兴州城建的实际负责人贺承珍,曾于景德三年(1006年)以兵马使的官衔出使开封,对宋都作过一番考察。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在这里正式称帝建国,直到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夏亡,建都达190年。如果按兴庆实际上作党项统治者新的政治中心来算,那时间就更长一些。其最盛时,人口达到十万,亦有匡算作军民共计达25-30万(注:参见余贵孝:《兴庆府的人口与粮食供应》,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是当时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处之一。

      兴庆府城周长18里(注:明《弘治宁夏新志》卷1,《城池》。),“都市的规划布局、建筑特点,处处仿照唐都长安、宋都开封在城内扩建宫城、营造殿宇。”(注:汤晓芳:《13世纪中兴府的洗劫与复兴》,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亦有的说:“西夏立都兴庆府之时,曾先后多次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构门阙宫殿及宗社藉田,广宫城,营殿宇……这是借鉴了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形制的营造方法。”(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前书。)就都城布局而言,兴庆之外城东西长而南北短,元昊宫位外城中央而略偏西北,这与宋开封宫城与外城的关系相一致,其受开封建设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在都城称号和管理上,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宋都开封称东京,而以洛阳为西京,东西方位明确。而夏称兴庆亦号东京,而以西平府(灵州)为西京,其方位似以南北相称为好,却非要东西两京对称。宋管理东京的是开封府,而夏都兴庆府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叫开封府。《宋史·夏国传》云:“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其制多与宋同。”(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我国治西夏史的学者李范文先生认为:“除了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兴州’外,还称‘衙头’和‘开封府’。”(注:李范文:《西夏都城兴庆府质疑》,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至于夏都是曾称开封府,还是有个管理兴庆的机构名开封府,这里暂不讨论,而此处要指明的是在官制上宋文化对夏的影响,开封对兴庆的影响,这在我国城市史上,只有都城之间才能如此。夏都之称东京,称开封府,其间未必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或者故意刺激宋廷,表示要与宋平起平坐,应当说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不管怎样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兴庆府的管理方面向开封府学了不少经验。

      西夏的经济文化向宋的学习是多方面的,或者说是全方位的,在学习中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为治夏史者所重视,本文不想作重复论述,只是征引他人某些研究成果略加说明。有的研究者指出:“西夏的纺织业、砖瓦业、陶瓷业、酿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继承、发展了中原地区传统工艺技术,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艺习俗。”并且说“德明对于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注:郭晓明:《西夏民俗》,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考古发掘证明,西夏建筑造型以及文化艺术表现了宋建筑的特点。”(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夏国时而推行汉礼,时而又行蕃礼,两个民族的礼俗在互相影响之中,而“华风”却逐渐深入民间及上层社会。其实,西夏先进的印刷业更是从宋学去的,夏使多次到开封购书或宋廷赐书,甚至连包装用的套盒及牙签也在其中。至于兴庆的承天等大型寺院的佛经,也是经宋廷允许运去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人们用中原文化的概念去谈对西夏的影响,含义宽泛完整,这是应当的。就本文而言,则着重强调这主要是宋都文化的影响,也是实事求是的。要知,就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王朝而言,其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通过各方面的先进性及政治手段,对边疆的民族政权、民族经济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辐射力。研究某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应注意都城文化交流史所应当强调的内涵。

      当然,两个民族、两个政权、两个都城,其间的影响是互相的,这在理论上毫无问题,但在具体的都城上,历史的记载并不是都很清晰的,为研究者造成很大的困难。上述的西夏宝剑、宝鉴流入开封的宋宫,宋钦宗佩带的西夏剑曾转赠给王伦,它的冶炼技术也为宋人所知。夏使所带的各种药材和工艺品,也受到宋人的欢迎,许多具体内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是今后的研究任务之一,我们应当努力去充实它,完成它。

      总之,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个历史事实大家都会承认。

      宋夏官方使节交往的意义

      如前所述,宋夏官方使节交往使开封与兴庆间产生巨大的互相影响,此其意义之一,不再赘言,其他方面这里略作补充。就夏国而言,通过“贡赐”与在开封的贸易,“赀财无算”(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国力,平抑了物价,繁荣了经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后人评论说:“西夏之臣宋也,贡赐、和市,得利甚溥。每岁入贡使者至宋,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注:《西夏纪》卷17,元丰六年闰六月记事。)一旦贡使之路不通,宋绝“岁赐”,“禁和市”,一绢之值至十余千,夏之经济生活就会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战争给沿边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了。同样,宋方亦满足了马、驼的需求,西北药材的源源而来,改善了许多药材的供应,当时所谓天于“九福”中开封的“病福”,未尝没有夏使带来药材的功劳。(注:陶谷:《清异录》上卷,《九福》。)

      事实证明,就宋夏交往而言,和平比战争好,贸易比禁运好,舍此而逆行,夏国百姓有“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注:《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末注引《正史西夏传》。),宋方边民们的悉苦之声也不比夏民少。双方民族关系如此,可谓历史的鉴诫。

      另外,根据夏使的种种活动,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党项族是一个非常好学的民族,建都使兴庆获得了大交流,而大交流带来了大发展,大提高,使之能够立于宋辽夏与宋金夏的鼎立之中达20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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