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后，直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掌握大权，在此期间，唐与吐蕃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
一、垂拱年间唐朝弃四镇、吐蕃寇安西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新旧唐书并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很少，因此只能根据墓志及出土文书等做大致推测，而且史学界对此一直争议颇多。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如下。
（一）调露元年唐朝复置四镇（公元679年）
根据《册府元龟》卷967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与唐朝初置的四镇相比，此次复置四镇，多了碎叶，少了焉耆。
《册府元龟》的这条记载，是一条孤证，但是，结合其他史书来看，这条史料是有合理成分的。
1、据《资治通鉴》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叛乱，“囚都支、遮匐以归，……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碎叶是西突厥统治中心地区，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西突厥）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右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此外，王方翼所筑的碎叶城，是出于军事目的建设的，“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旧唐书》列传135）。在西突厥统治中心建设重要镇城，不可能不留重兵镇守。而《册府元龟》卷967的记载，恰好有碎叶镇，二条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2、素罗汗山之战后，郭元振出使吐蕃，面见论钦陵时，论钦陵说，“往者高宗以刘审礼有青海之役，乃使黄仁素、贾守义来和。陵之上下将士，咸无猜忌，故边守不戒严。和事曾未毕，则为好功名人崔知辨从五俟斤路，乘我闲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发生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崔知辨曾于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担任西州都督（资治通鉴），青海之役后，应仍在安西地区任职；五俟斤路，即西突厥五弩失毕部通往吐蕃的道路，论钦陵说，“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后不久，唐朝崔知辨就通过五俟斤路袭扰吐蕃，可见当时唐军在安西地区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也为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提供了佐证。
3、唐朝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并未立即在西突厥重新册立可汗。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则天临朝，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新唐书》列传140也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在西突厥一盘散沙的情况，如果唐朝在安西无常驻军事力量，则面对虎视眈眈的吐蕃，唐朝很难确保安西地区的安全。而实际上，自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直到垂拱初年，唐朝是能够控制安西地区的局势的，因此，唐朝在这一时期在安西地区应该有常驻军队。
4、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到达西州后，“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资治通鉴》）。如果当时唐朝在安西四镇无军事力量存在，在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已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的情况，裴行俭未必能在西州顺利招来四镇诸胡酋长。
综合以上史料，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关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二）唐朝计划放弃安西四镇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掌握大权，此时安西地区再度出现动荡，据《旧唐书》列传47记载，郭元振有言，“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当时，武则天刚刚掌控大权，虽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平定徐敬业之乱，但是李氏诸王尚在，朝中大臣也并非完全被武则天控制，同时，武则天又杀死大将程务挺，流放熟悉安西情况的名将王方翼，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武则天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以便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问题。
对于这一时期武则天的对外政策，陈子昂在其《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212）中写道：“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资治通鉴》将陈子昂此书记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有人考证此书写成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因无关本文大旨，在此不予详考。陈子昂描述的垂拱初年唐朝的对外政策，已明确提到“弃龟兹，放疏勒”，亦即放弃安西四镇。
当然，唐朝放弃四镇，并不是将整个安西地区弃置不要，而是改变统治方式，由原来唐朝直接派兵镇守四镇、保卫安西地区，改为扶持亲唐的西突厥贵族在安西进行统治。
（三）扶持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统治西突厥（公元685年至686年）
据《资治通鉴》记载，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十一月，“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阙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这里的老兴昔亡可汗是阿史那弥射，老继往绝可汗是阿史那步真，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高宗显庆年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禄卿卢承庆持册命之。”
唐朝扶持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统治西突厥，以便自己从安西抽身。
但是，阿史那元庆统治西突厥五咄陆部落并不顺利，据《旧唐书》列传47记载，郭元振曾言，“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
面对安西地区的动荡局势，唐朝想要顺利撤出四镇也并非易事，为安全撤退，唐朝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发起了疏勒道行军和金牙道行军。
（四）疏勒道行军和金牙道行军（公元686年）
先说疏勒道行军。
1、行军时间
根据日本学者羽田亨所藏《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帐后柳中县高宁乡户籍残卷》第6行记载，“夫翟祀君年伍拾叁岁，白丁，垂拱二年疏勒道没落”；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也记载，“□主康安住年柒拾贰岁，老男，垂拱贰年疏勒道行□落”。据此来看，唐朝疏勒道行军的时间为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2、行军区域
疏勒道中的疏勒，是四镇中位置偏西的一个，则唐军的疏勒道行军范围应当就是安西四镇一带。
3、行军目的
据《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记载，“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奏拔四镇”。其中，“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即是说垂拱初年安西的动荡情况。“再谋奏拔四镇”，笔者认为这里的“拔”是指拔除、撤除，亦即放弃四镇。笔者在下文对此再行分析。据此，笔者认为，此次疏勒道行军的目的就是放弃四镇，并组织四镇撤退。
4、唐军将领
参与此次疏勒道行军的唐军将领主要有以下几人：
都护李君，时任安息都护，可能是此次疏勒道行军的总管。
裴沙钵罗，应是向导的角色（据裴沙钵罗墓志记载，“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
唐休璟，时任疏勒道行军从事（据《全唐文》卷257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璿神道碑记载，“遂为疏勒道行军从事”）。
5、行军结果
据《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记载，“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贀公是赖。”据“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来看，唐军的撤退行动取得了成功。
应当指出的是，唐军此次疏勒道行军，并非是一次长途旅行，也绝非没有伤亡，上文“行军时间”部分引用的两个文件涉及的两位主人公均殁于疏勒道行军，另据阿斯塔那501号墓出土《唐高宗某年西州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文书记载：“（第9行）一十二人疏勒道行未还”。唐军当时的伤亡，可能是由安西地区恶劣的环境造成的，也可能是在撤退过程中与亲吐蕃的势力发生了冲突。
这里解释一下笔者对裴沙钵罗墓志中“再谋奏拔四镇”的“拔”字的理解。拔，有人理解为攻克、攻拔，也有人理解为拔除、撤除。笔者认为理解为拔除似乎较为合理，理由如下：
首先，放弃四镇，与垂拱初年唐朝的对外收缩政策一致，这一政策陈子昂的《谏雅州讨生羌书》已有明确表述。
第二，《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中“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的表述，应当是在描述一次撤退行动，而非进攻行动。
下面再说金牙道行军。
1、行军时间及行军目的
据吐鲁番文书《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记载，“准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道拔于阗、□□、□勒、碎叶四镇”。
据此看，金牙道行军的时间当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十一月三日后，行军目的与疏勒道行军相同，也是拔四镇，亦即放弃四镇。
2、行军区域
西突厥境内有金牙山，《新唐书》列传140记载，高宗显庆年间，苏定方讨伐阿史那贺鲁时，“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兵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根据这一记载，金牙山位于双河和伊丽水之间，在安西地区的北部，伊丽水再向西有碎叶水，碎叶镇就在这一带。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阿史那车簿帅十姓反，唐朝就任命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征讨（详见《资治通鉴》永淳元年）。
结合疏勒道行军来看，唐军当时应该是分为南北两道，南面是疏勒道行军，指向疏勒镇，北面是金牙道行军，大致指向碎叶镇。
3、唐军将领
阿史那斛瑟罗，可能担任金牙道行军总管。（阿史那斛瑟罗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九月受命统领五弩失毕部落，同年十一月左右就发生金牙道行军，而行军范围正好在西突厥统治中心地带，因此斛瑟罗很可能是此次金牙道行军的总管。）
达奚思敬，时任金牙道行军司兵。（据《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全唐文》卷165）记载，“（垂拱）二年授高陵县主簿，以旧德起也。属西方不静，北方多难，被奏充金牙道行军司兵”。）
4、行军结果
据《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记载，“君设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谋存于我，功在诸人”。据此看，唐军金牙道行军顺利完成拔四镇的任务。
综上所述，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完成疏勒道行军和金牙道行军，撤出安西四镇。
（五）吐蕃大举入寇安西（公元687年）
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放弃安西四镇时，吐蕃的整体态度是观望。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
吐蕃采取观望态度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首先，论钦陵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刚接任吐蕃大论，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大论赞聂薨于“襄”之孙波河。于“邦莫邦喀”地方，任命论钦陵赞婆为大论”。因此，吐蕃国内可能有很多事务需要论钦陵这位新任大论处理，此时不便对外用兵。
第二，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军的疏勒道和金牙道行军是为了撤出四镇，则吐蕃并不需要此时出兵，待唐军撤退后再趁虚攻入安西对吐蕃更为有利。
至于“声言领兵赴突厥”，可能是给安西地区亲吐蕃的势力提供声援，以破坏阿史那元庆和斛瑟罗对西突厥的统治。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在唐朝撤出四镇之后，吐蕃开始大举出兵安西。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
对于吐蕃的这次入寇，崔融在《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中有详细描述：“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需要说明的是，崔融在这段描述之前，写道“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并未明确说明吐蕃的这次入寇发生在垂拱年间，但是，崔融在描述完吐蕃“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后，随即提到“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自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因此可以确定，崔融所说的吐蕃的这次入寇，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
细读崔融的描述，笔者认为，吐蕃的入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吐蕃出兵占领已被唐朝放弃的安西四镇地区，即“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由于唐军已放弃四镇，因此，吐蕃军队在这里应该没有进行很大规模的战斗。
第二阶段，吐蕃继续向东进攻，河西告急，即“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吐蕃的这次东进，首先应该是攻破焉耆，据《新唐书》列传36唐休璟传记载：“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焉耆在西州（高昌故地）以西，距离西州很近，唐朝放弃的安西四镇，是于阗、疏勒、龟兹和碎叶，并不包括焉耆，而吐蕃要想“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即进攻西州，首先必须攻破焉耆。
攻破焉耆后，吐蕃“窬高昌壁，历车师庭”。高昌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被唐朝灭掉后，唐朝“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旧唐书》列传148）；而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高昌）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廷也”。据此来看，吐蕃军队在攻破焉耆后，又攻入西州交河城。
攻入西州后，吐蕃“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常乐县，据《旧唐书》志20记载，常乐县属瓜州。
莫贺延碛，据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但莫贺延大碛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闲水草不生焉”，“若北有强寇，则难以度碛，邯螟难度碛北，伊西延安及诸蕃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则为贼所役属。贼吞之，又得肥饶之马，马肥人逸，汉复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艰难也。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川，并以南山为限，山南即吐浑及吐蕃剖落。贼知邯螟不得度碛，必逾南山分路而下，碛北贼与突厥通结，相合而前，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根据崔融的描述，莫贺延碛是当时西通安西的重要通道，且路途艰险。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也说，“由瓜州西北取第五道经莫贺延碛，九百里亦至伊州。……然取莫贺延道为多。……伊州向西微南至西州”，又说“莫贺延碛道尤为干线”。
敦煌，可能是指敦煌县，据《旧唐书》志20记载，敦煌县属沙州。
根据以上信息，吐蕃军队在攻入西州后，又攻入瓜州常乐县，切断唐朝内地西通安西的重要通道莫贺延碛，还兵临沙州敦煌县。
至此，唐朝在安西的统治已土崩瓦解，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
（六）唐军垂拱三年安息道行军（公元687年）
关于唐军的安息道行军，实录记载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第二次发生在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但是，资治通鉴编者将第一次行军删掉了，通鉴考异记录其理由为：
考异曰：实录，“（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命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不言师出胜败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价击吐蕃，七月败于寅识迦河。”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安息道行军，已为史家公认，那么，资治通鉴编者否认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安息道行军的理由是否充分呢？
笔者认为通鉴编者的理由并不充分，通鉴编者认为，“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查《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垂拱元年十月，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御突厥。明年（垂拱二年）春还。……明年（垂拱三年），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韦待价的本传虽然未明确说有两次出兵，但是明确将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确认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通鉴编者却据此删除了垂拱三年的安息道行军，似缺乏充分依据。
笔者认为，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进行过安息道行军，崔融的《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对此有所记载。
据《拔四镇议》记载，“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秦州。”
笔者认为，上述记载中，“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至“我师追蹑，至于焉耆”应当是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安息道行军的情况。理由如下：
首先，《拔四镇议》在描述吐蕃入寇的时候说“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在描述唐军行动时说“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这里的“碛”应指莫贺延碛，可见当时吐蕃军队与唐军都在抢占莫贺延碛。《拔四镇议》在后面还提到，“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以此来看，当时唐军是在快速进军，且抢在吐蕃之前占据莫贺延碛。如果唐军是在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才出兵，则距吐蕃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入寇已有一年多的时间，论钦陵不可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还未控制莫贺延碛，却让唐军宋师将所部抢占先机。《拔四镇议》说唐军的这次出兵是“时雨之兵”，时雨，及时之雨也，如果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才出兵，怎能称得上时雨之兵？
第二，《拔四镇议》在描述唐军行动时，说“我师追蹑，至于焉耆”，而唐军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安息道行军，一直打到位于弓月城西南的寅识迦河，而焉耆位于弓月城东南，且距离弓月城很远。
至于《拔四镇议》中“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秦州”的记载，似应不是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事情，而是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情况，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均有类似记载。崔融将两次行军合在一起说，且对第二次行军进行模糊处理，可能是因为他献议的对象是武则天，因此对于以寅识迦河之败而告终的第二次行军一笔带过。
下面对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的安息道行军的情况进行简单分析。
1、行军时间
据通鉴考异援引的实录记载，“（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命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因此，安息道行军发生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壬辰。
2、行军目的及行军区域
唐军此次出兵，是在吐蕃大举入寇，安西、河西告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唐军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防御态势。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本文上面已经分析过，垂拱年间唐朝对外实行战略收缩政策，主动放弃安西四镇（于阗、疏勒、龟兹、碎叶），因此，唐军所要恢复的，应当是受到吐蕃进攻的西州、瓜州和沙州等，此外，焉耆不在放弃的四镇之内，唐军应当也担负有收复焉耆的任务。
与行军目的相对应，唐军的行军区域应当是西州、瓜州、沙州和焉耆一带。
3、唐军将领及出兵规模
韦待价，时任文昌右相、安息道行军大总管。
阎温古，时任安西都护、安息道行军副大总管。（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
宋师将，时任兰州刺史、安息道行军司马。（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
关于唐军出兵规模，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具体有多少兵力不详，据《唐六典》卷5记载，“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此计算，唐军兵力约为18万人，但是《唐六典》成于玄宗开元年间，对于垂拱年间的情况只作为参考，当然，唐军此次出兵整体规模较大是可以肯定的。
4、行军过程
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
以此来看，唐军先派出前锋部队宋师将所部快速行军，抢先占据莫贺延碛。吐蕃军队赶到后，与唐军发生交战，由于唐军已有所准备，吐蕃交战后未取得进展，随即撤走。唐军随后展开追击，追到焉耆后收兵。
至此，唐军已达到行军目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开始的安息道行军顺利结束。由于唐军取得胜利，唐朝对韦待价予以封赏，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