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说法：关羽负责说。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妒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制定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粗暴拒绝，且振振有词，曰“虎女不嫁犬子”。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死在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诸葛亮负责说。这种论调最近较热。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了。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制定了“跨有荆益”的集团版图的诸葛亮，面对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刘备的贴身秘书，而且还要成为刘备集团的总经理，但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老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决定见死不救。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刘备负责说。这种观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此观点认为不救关羽是刘备的意思，而不是诸葛亮所能左右的。刘备的用意是欲借江东集团之手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潜在的权臣）。肯定这种观点，直接面临着两个需要解释的难题：第一，设若真相如此，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第二，以这种方式除掉关羽，其代价是弃荆州予江东。对这种巨大的代价，该如何理解我尝试着就此作出解答：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举行过桃园结义的结拜仪式），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刘属荆州的价值。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早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及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详见本刊上半月《刘备故事》系列），我称之为“第一次荆州之争”、“第二次荆州之争”。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被控制在曹操的手里。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昊，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二分荆州，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但刘封仍然没有醒悟。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第一，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第二，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第三，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人之下，这使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昊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实际上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应该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候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
建安二十四年冬发生的荆州覆败事件，不是由某一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
关羽方面，他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刘备方面，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君臣，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溶“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士仁（注：“傅士仁”这个名字实在是个误解，其人应该姓士名仁，无“傅”字。考证过程略）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刘备不希望关羽在水淹七军之后，再扩大战果·-…
在江东方面，从张绒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就诸葛亮而言，他在荆州覆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殊不知，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类似于萧何之于刘邦集团，他是一个好的管家，是一个优秀的“贤内助”，却不是张良那般的军师，倒是法正的角色更接近于刘备的军师。法正此时还活着（他死于荆州覆败之后，孟达叛变之前）。法正尚且无一言以谏刘备，何况诸葛亮诸葛亮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大致上也赞同刘备这么千，但他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
但也需要注意：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借刀杀人除掉关羽。刘备确实觉得关羽是个问题、是个麻烦，但他还不至于采取弃荆州、杀关羽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倒也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不划算，荆州毕竟已经是块鸡肋。重要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其可行性也相当低。这是因为要最后达到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果，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袭取关羽的大后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假设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之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会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阴差阳错，所谓的蝴蝶效应，所谓的一粒黄豆击沉一艘军舰的传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