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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通史 民国时期最美的电影女明星:胡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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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8 渡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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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最美的电影女明星:胡蝶

    胡蝶(1907年— 1989年4月23日)上世纪上海滩电影皇后。原名胡瑞华,乳名胡宝娟。原籍广东鹤山,胡蝶1907年生于上海。幼年跟随在京奉铁路任总稽查的父亲迁居天津、营口、北京等地。1924年回上海, 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结业后参加无声片《战功》的拍摄。后相继在友联、天一等影片公司主演《秋扇怨》《铁扇公主》等二十余部古装片。一度经商,并曾主演《明月几时圆》等影片。后被戴笠软禁,戴笠死后才得以脱身。1967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谢世。享年81岁。

    说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众参与的选美活动,不得不提到陈蝶衣。陈蝶衣是流行歌曲之王,比较有名的歌曲《南屏晚钟》、《凤凰于飞》、《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均出自他手。

    可就是这样一个写流行歌曲的男子,早期却是个办报人。民国时期的小报也竞争激烈,陈蝶衣15岁就在《新闻报》做实习生,20岁在编辑部作校对,后来在办报上摸索出一点经验。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陈蝶衣就想能不能办一份与娱乐有关的报纸。《明星日报》诞生后,并没有预期的销售量,虽卖大洋一分也还是卖不动。为这事,陈蝶衣还很郁闷。

    有一次,陈蝶衣下班回家,路途侯车,听得几个人议论胡蝶与阮玲玉谁更美,争执不下,竟吵了起来。

    这给了陈蝶衣一个启发。既然是明星日报,为何不搞个选美活动,这样不是能与大众共鸣互动吗?有了这个想法,陈蝶衣马上行动,这个选美活动定为“电影皇后的选举大会”。这个选举活动一直持续两个月,为了刺激读者参与进来,陈蝶衣还想到一个妙招,就是把投票读者的名字与明星的票选同时刊在每天的报纸上,这样,读者在看报时,会更关心选举的进程。

    在这期间,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及天一公司的陈玉梅选票遥遥领先其他演员。

    最后,胡蝶以21334票评为第一名,而阮玲玉只得第三名。

    此后,在1934年的十大影星选举中,胡蝶当选的是最美丽的女明星,而阮玲玉则被选为演技最佳的女明星。

    看看老照片,不难发现,胡蝶的姿色并不在阮玲玉之上,阮玲玉本人比照片还要美丽,在过去的一些电影片花中,阮玲玉秀气中有一种妩媚,内里的妖娆与悲哀的性情并存,是很让男人迷惑的。胡蝶脸盘大,虽是端庄,却不耐看,甚至稍嫌粗笨。胡蝶并未以天下第一的姿色,却独得第一美女的称号,原因何在?

    说起来,胡蝶还是比阮玲玉更会做人吧。她们也是共事过的。在影片《白云塔》中,导演张石川要胡蝶演一个正派的小姐,要阮玲玉演一个品质比较坏的小姐。原因是导演喜欢胡蝶,因为胡蝶听话,是有名的乖少女,让她咋演就咋演。阮玲玉却总喜欢按自己的体会演绎角色,这难免会与导演发生争执。导演一烦,就不愿给她好角色演,甚至后来都不愿重用她。阮玲玉失意之中,只好换到联华公司。联华公司虽也重用阮,但这个公司的新派人物比较多,更加关注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选美这类带有娱乐性质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去为阮玲玉买选票。而胡蝶在的明星公司,则极力吹捧胡蝶。他们捧胡蝶,还因为胡蝶性格好。在各种派别纷争中,胡蝶总是保持沉默,不参与意见。与人相处总是周到友好。阮玲玉更情绪化一些。

    不管怎样的渠道,胡蝶在当选为最美丽的女明星之后,得到的实惠是数不尽的。当时的一些杂志报纸关注胡蝶的一举一动,把胡蝶的打扮从头到脚分析给读者看,以她作为最美丽的范本。而胡蝶的酒涡成为美的标质,她的影像纷纷出现在广告画中,甚至这种美一直延续到她去香港之后,还以胡蝶牌暖水瓶为丈夫做生意用之。

    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才算第一美女?是姿色、名气还是好的人际关系?就说当今的美丽级天后张曼玉、巩俐以及章子怡,谁又是真正的第一美女呢?就连西施、貂婵、杨贵妃也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罢了,如果放在今天,她们的姿色未必倾国倾城,就如胡蝶,民国的第一美女在隔了70年的岁月之后,很多人连她是谁都不再知晓。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处处可见胡蝶的芳姿靓影,如此招摇,而阮玲玉只是她身边那朵最沉默的花。

    张学良曾与我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有染

    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 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羁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其后,《生活周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继续绯闻的同时,却把当时上海着名的影星胡蝶给卷将进来,由此引发了当时沸沸扬扬,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扬扬的一段历史公案。

    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被马君武扣上了红颜祸水的帽子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确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准确的消息来源的口吻,叙述张学良与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见。因此,当时,一些小报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并作为谴责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谴责张学良最厉害的,莫过于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后主高纬(565-576 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与之坐则同席,骑则并马,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入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以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这首本身就激荡着爱国主义义愤的诗,人们无暇来考察历史的真实如何,却很乐意把诗中所言的内容在张学良身上坐实。诗中的赵四,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张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着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假如要发表声明的话,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 年9 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蝶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马君武的两首诗诚然不免牵强附会,并沿袭了古代“红颜祸水”的偏见,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丧失祖国大片河山表达了强烈不满和痛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永垂史册。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资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

    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张学良对此备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对此,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他幽禁期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特意对此提出辩证: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来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真实。所谓望风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得像真事一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真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虽然由于马的诗而酿成了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马君武当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这位爱国志士。她无法了解的是,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张学良与胡蝶后来是否见过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我和张学良将军不仅那时未曾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实了,但在当时,由于马君武的诗流布很广,张学良也罢,胡蝶也罢,还要忍受这种冤屈而无处辩解。倒是诗作者本人在后来了解到了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情况后,才放过了张学良,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他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

    虽然这封电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并未就减轻张学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着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

    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

    将军走马看茶花。

    如同马君武的诗没有事实的影子一样,这首打油诗也是完全离谱了。

    诗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国外的张学良为抗日奔走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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