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一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莫逆之交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上看，“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 ” ，其影响也足见了得。
于此，我对刘禹锡的敬慕与仰止，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文言辞的精锐与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洁与对朋友之情的真挚。因为没有他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绝妙美文，也许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历史的夜空之中，化为随风而逝的尘埃，无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学子们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于公元 772 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梦得，洛阳人氏，祖籍为中山（即河北定县）。据资料考证，他是匈奴族的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刘禹锡自幼好学且博闻强志，童年时代曾受到着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游学长安，于贞元九年（ 793 年）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不知是捉弄还是恩赐，将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后来的二十多年的仕途旅程中紧紧地拧在一起。他们同登博学宏辞科，同入二王集团，同时成为朝廷命官，又同时贬为远州司马，同时应诏回京，又同时外放岭外刺史……，同升迁，共沦落，命运之神的安排，使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同路人，成了荣辱与共、患难同当、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
我们知道，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已是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颓废的朝廷，到处是宦官专权、冗员沉积、官府横征、藩镇割据，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为了救生民于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贞元年（ 805 年）进行了一场气势浩大的变革运动――这就是历史常言的“永贞革新 ” 。但是，由于革新触及到了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于是，遭到强烈抵击，半年后，革新失败，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被远远地逐出了长安，离开了他们施展才华与抱负的用武之地。
命途多舛，厄运接踵而来，他们还在行进途中，朝廷又传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从官爵显赫的红人滑变成了新政的阶下囚，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 。对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到：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
坎坷的仕途，使刘禹锡与柳宗元年轻时的那种 “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 的理想一步步破灭时，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精力与志趣转移到了文学与哲学上来，认为“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 ”。于是，他两这对政治上的失意文人， 并没有因政治的沉沦而潦倒下去，却是互相鼓励，相互支持，在文坛上撑起了另一片蔚蓝的天空。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情义之深，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能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 ”于是，柳宗元立即“ 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其实，我们检点《柳宗元文集》时，也可从其相互间的题赠得到印证，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 10 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路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重别梦得》） “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 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
衡阳一别，刘禹锡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达柳州，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凭窗了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来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个闲职，而是一级行政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张，于是，柳宗元大兴教化、释放婢奴、发展生产，本想大干一番。可是，由于南方气候的潮湿，以及内心的极度憔悴，身体日趋恶化，明显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料想难以完成书稿的整理任务，于是，写下遗嘱，要仆人在他死后将书稿交与中山 刘梦得 君，并于信中说： “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遗响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这样油尽灯灭，客死在柳州任上。
当刘禹锡收到柳宗元病故的噩耗时，泣不成声，悲痛至极，一边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好兄弟柳宗元撰写墓志铭。然后，自己又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并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从而以告慰黄泉之下的柳宗元的灵魂。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这种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