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老子的「道」，
包含着宇宙万物的发源，生长，变化，归宿的道理，是非常玄妙的，然而语言文字的功用是很有限的；而包含宇宙万物之理的大道，没有形状，看也看不到，没有声音，听也听不到，没有实体，摸也摸不到，并且恒久不变，那就不是语言所能解说的了.同样的道理，那些包含宇宙万物之理的大道的真相，恒久而不变，是没有办法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的.因为，只要冠上称谓它就是很固定的事物，但是真相虽然恒久不变却是很抽象玄妙的.因此，要了解大道理，是不能执着语言文字和名相，要靠心灵去体会领悟，否则，很容易走入迷途难以清醒.
我觉得「道」是很抽象的道理，整个万物的运行，也许是几乎整个我们所能触及的事物都是「道」吧!就像是老子所说的，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也就是所谓的只能会意不可言传吧!而「名」就是称谓，像是一样事物的定位，比如说一匹马，我们已经称为「马」，它就不会是「鹿」，因为已经定名了，所以难以理解的道理也就难以定名啦!我所理解的「有」是道的作用，「无」是道的本体，有生于无，我想这是要说明天地一开始是「无」的状态，才会演变成「有」，没有「无」就不会有所谓的「有」，因此，「无」的层次又比「有」还高了.
二，
如果没有一切的人为标准，我想就不会又比较的出现，因为没有标准如何比较 我们总是汲汲营营的追求着什?功名利禄，那些都归咎于有标准，不管是有形的也好，无形的也好，或许没有了那些标准，就不会有所谓的种族歧视，也不会有台湾的省籍情节，人们总是因为标准而庸人自扰，如果能够跳脱出标准，而处之淡然，生活一定会快乐点.
老子所谓的「无为」并不表示「不为」，无为就是顺应自然，不刻意的硬是要改变，如果说「无为」是另一个标准，我想这个标准就是「自然」吧!我认为「无为」的这一个标准并没有和第二章矛盾，第二章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超乎一切并且顺应自然，而「无为」也是这个用意，只是要大家「自然」，不是要故意的「自然」，因此我觉得没有冲突.
三，
老子认为天地是无情的，因为他说「天地不仁」，天地是大公无私的，对于万物没有喜爱也没有憎恨；我也认为天地是无情的，在我身边有好人却生得重病的例子，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老子认为天地是大公无私的，然而我却认为天地是不公的，老子说的「情」是对事物的喜恶，而我说的是情理的「情」，所以我们对于「情」的认知是不同的.
天地间不断的运转，太鲁阁立雾溪的水湍湍不息，七星潭的潮起潮落，并不因为任何事物而有所改变，不会因为你的存在与否而有所不一样，这就是天地的无情，人们真的只是沧海一粟，人消失了，并不会有星星为此殒落，只不过是时间周期的流星，所以花莲的山水海洋会不屹立在那，不因为你离开而改变，这就是天地的大公无私吧!
四，
老子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他的天道观一致，认为天体运行，「自然」是最理想的方式，人效法天道，也该追求自然和谐的人生；所以老子说我们要与「水」学习，水有三种特性，第一是能够滋养万物，第二是本性柔弱，顺自然而不争，第三是蓄居留注于人人所厌恶的卑下地方.所以水最接近道，有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婴儿」具备纯朴，无知，柔弱等特性，故老子也常用婴儿来比喻含德最厚的人，以追求自然简单的人生.而为什?也说人是一面「镜子」 我认为老子是要我们的心灵澄澈如镜，内心光明，照察事物，一切智慧，欲望从心上而生，是老子所反对的，因此会主张洗清心灵，使心体清明而毫无瑕疵.
佛
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格义，第二个阶段称为教门，第三个阶段称为宗门。
一个人初学外国语的时候，必须先把一句外国语翻成一句本国话，然后才能理解。他学说外国语的时候，也必须把他要说的一句话，先用本国话想好，然后再翻成外国话。他的话是用外国话说的，可是他的思想是用本国话想的，所以必须经过这些翻译程序。
一个国家的哲学，传到别国的时候，也要经过类似的程序。佛教初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听到佛教的哲学，首先把它翻成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然后才觉得可以理解。宣扬佛教哲学的人也必须把佛教哲学的思想，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说出来，然后中国人才能理解。这种办法当时称为“连类”或“格义”。《高僧传》说，佛学大家慧远向听众讲佛学的“实相义”，费了很多的时间，听众越听越糊涂。慧远又用庄子的道理作解释，引“庄子义为连类”，听众就明白了。(《高僧传》卷六本传)
《高僧传》又说，另一个大佛学家法雅，因为他的学生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而对于佛教哲学了解得很少，他就把佛教的哲学同中国原有的思想联系起来互相解释。这种办法，当时称为“格义”(《高僧传》卷四本传)。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一般都认为玄学和佛学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们的概念可以互相通用，它们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
随着对佛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佛学和玄学逐渐划清了界限。就翻译这方面说，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意译就不免有“格义”、“连类”之处，他的学生道生就简直用玄学的语言作文章了。以后的翻译逐渐改用直译，重要的概念术语都直接翻音，有名寺院的大宗派，大都各奉一部佛教经典作为教义。所谓“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他们都不怎么提了，这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严复是对于西方文化有比较真正的了解的人。他翻译了许多书，他的翻译方法就是“格义”。他翻译了一段原文，就写一段按语，用一些中国原有的思想加以说明，这就是“连类”。例如逻辑，他原来翻译为名学，这是和先秦的名学家相联系。后来做翻译工作的人，提出了另外几个译名。人们觉得都不合适，于是改为音译。逻辑这个名字就通行了。这标志中国人对西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宗门。这个宗就是禅宗。它不是和隋唐诸大宗派并行的，而是它们的对立面。它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信奉一部佛经，信奉一部佛经作教条，对它做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不信奉一切佛经，打倒一切佛经。它认为一个人的心就是佛，从一个人的心中直接发出的声音，比任何经典都有权威。禅宗的和尚都不学习佛教的经典，认为那些东西都是糟粕。可是他们把禅宗祖师的话都记录下来成为语录，他们都学习这些语录，这是禅宗内部的一个矛盾。以上所说，就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
儒
儒学自孔子初创至鸦片战争前，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始终立于中国思想界而不倒，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儒学的影响竟在百多年的时间里衰减到几乎消失，不能不令人深思。
纵观儒学数千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儒学总是在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在进行变革。儒学第一次统治地位的确立得益于董仲舒的变革，这次变革使得儒学独霸中国思想界达四百余年；两汉之后佛学与玄学的兴起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于是儒学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了第二次革新，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再次垄断思想界近七百年。由此可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进行变革，因时而宜地修正自己的理论，是儒学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是它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如果它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革新，那么它必将为时代所遗弃。儒学的兴盛从反面证明了这个观点，儒学的衰落又进一步印证了它。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思想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有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处于风雨摇摆之中，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已经预示着又一次儒学大变革的到来。然而历史并未给儒学以足够多的时间，它的变革才刚起步，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更是儒学走向没落的先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之快为中华数千年之仅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远非当时的程朱理学所能解释和解决，而儒学革新的步伐才刚刚起步，这一切对儒学提出了千年未有的严峻挑战。
残酷的现实决定了第三次儒学的变革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积累，它必须一步到位，小孩刚出生就让他学会走路是不可能的，而儒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然而儒学毕竟是儒学，凭借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理论经验，凭着儒学在治国、平天下上所遗留的具体操作性的巨大的理论真空，凭着它培养出来的一批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儒学迈出了它又一次革新的第一步。林则徐出现了，《海国图志?》出版了，《盛世危言?》流行了，火山大喷发了，一批以儒学叛逆者出现的儒学革新者们开始了儒学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
一种理论体系，如果仅有卫道者而没有反叛者，那么它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儒学拥有像林则徐、康有为那样一批叛逆者是儒学的大幸，然而儒学的悲剧在于它同政治结合的太紧密了，手握大权的都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卫道者，于是林则徐被流放了，康有为流亡了，儒学的革新也失败了。于是，儒学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
如果孔子能听见康有为在海外发表的保皇言论，他一定会黯然泪下的：康圣人在尚未培育出一个顺应时代的后继者即走向时代的反面，儒学完矣！
然而上天也似乎待儒学不薄。20世纪初，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思想家提出了一套以实现儒学终极目的为目标的三民主义，儒学的革新似乎又有了希望，但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却在功成之前猝然而逝，儒学出现了它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丧失了政治上忠实的代表。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政治上没有忠实的代表就意味着这种理论被抛弃，虽然这位思想家所遗下的国民党仍以儒学为指导，但那已是改造过的旧儒学，随着代表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儒学走完了它在大陆的历史。
时过境迁，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新儒学”突然异军突起，风靡海内外，这是儒学的又一次革新还是它最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从新儒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具体建议而论，它不是儒学的革新，但也非是最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它应当是宋明理学没落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儒学在海外毕竟还有众多的学者，它毕竟还有丰富的理论经验积累和理论真空，也许，它会再一次复兴，起点在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