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献帝表》中的疑窦
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记载：“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献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3]
按照东汉官制，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和征北将军这“四征将军”的官阶要比平东、平西、平南、平北这“四平将军”的官阶高。《通典》记载：“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魏黄初中，位次三公”，“……平西将军……并汉魏闲置”[4]。另外《通典》上还说明了军师将军只能算作监军，官阶在征西将军之下。如果仅从官阶上看，诸葛亮不应排在黄忠之前，而马超也不该排在这些人中的首位。此外，马超的最高官位是骠骑将军，超过了蜀汉其他将领。《通典》载“汉兴，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5]。这说明马超在蜀汉政权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为平衡朝局，巩固政权乃至保卫边境安宁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刘备如此看重马超是因为蜀汉政权复杂的内部矛盾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以平衡政局。
二、蜀汉政权复杂的内部矛盾
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接管了益州，自领益州牧，蜀汉政权初步建立。然而这刚刚建立的政权就已经派系林立，派系内部的不和，派系之间的攻讦开始出现，政局不稳的隐患渐渐凸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就在于刘备军长期流动带来的派系纷争。蜀汉政权大致上可以分为四股势力，并且每股势力都有很难调和的矛盾。
（一）刘备起兵时的嫡系部队中的矛盾
刘备起于寒微，涿郡起兵时结交了关羽、张飞、简雍，尤其与关、张二人更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6]，而关、张二人同样“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7]，流亡徐州，投靠曹操，依附袁绍之时，又有孙乾、糜竺、糜芳、赵云等人来投，从而构成了刘备军的基础力量。可以说这时这支以刘备为领导，关、张、赵为将，简、孙、糜为谋的军队是后来壮大刘备军中的嫡系部队。他们跟随刘备的时间最长，与刘备的关系最密切，是刘备最信任的部下。比如，在取得益州之后，刘备就把镇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关羽。再比如，刘备出征常常让赵云保护家眷。《三国志》中记载：“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室。”[8]可见对赵云极为信任。有了这支忠贞不贰的嫡系部队，刘备就有能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成为一个暂时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就是这样一支以亲信为主要将领的队伍，竟然会出现很不和谐的音符。关羽在攻打樊城之际，时任南郡太守的糜芳和将军傅士仁因“素皆嫌羽轻自己”，而“不悉相救”[9]，反而投降孙吴，致使关羽兵败被杀。刘备过分的任人唯亲，只相信关羽的个人能力，成都攻略后没有安排一个得力助手回防荆州，任由关羽北伐曹魏，这才使孙吴有机可乘，奇袭荆州得手。同样，张飞也是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方面是由于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0]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刘备嫡军中的重要将领不能与手下很好团结，没有形成凝聚力，在困难时刻则无法实施有效的应变措施，从而使这支部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二）荆襄人才集团从外到内的摩擦
刘备军以客军身份投靠荆州牧刘表后，结识了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士人集团，并延揽群士，充实力量。史载“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11]，“荆楚群士，从之入云”[12]。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借清查荆州管内户口之机，发动丁壮参加自己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武装力量。赤壁之战后，刘备凭借刘表之子刘琦的关系，夺得了荆州八郡中的南方四郡，即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和零陵郡，又从孙权处借得南郡。这时又有一大批刘表部下和当地人才归附刘备。“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13]。这些人中，文有庞统、马良、伊籍，武有黄忠、魏延、刘封。荆襄人才的依附使刘备军实力迅速壮大，有了荆州五郡的刘备终于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了，但是这些新投靠的文武与刘备的嫡系将领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关羽一直看不起黄忠。刘备称王后，加封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羽闻黄忠位与己并，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14]。除此之外，荆襄人才集团内部也存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诸葛亮的小圈子排挤魏延一例。诸葛亮很爱惜魏延之才，但他周围的人就不一样了。魏延文武兼备，自追随刘备以来，出生入死多立战功，是蜀汉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他在担任汉中太守时，一直确保边境无事。尽管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15]，但性格上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16]，这就使得魏延很难与诸葛亮的小圈子，如杨议等人和睦相处，最终在诸葛亮死后的内讧中被杀，不能不令人惋惜。总之，荆襄人才集团在刘备嫡军和自身内部中间都有摩擦，在蜀汉政权初步建立后，整个集团处于刘备嫡军和益州当地官僚之间的尴尬境地艰难发展，然而凭借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政治举措和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荆襄人才集团几乎成了蜀汉政权的“形象代言”。诸葛亮病故后，内忧和外患在集团中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令集团瓦解。
（三）刘璋旧部内部分裂
得到荆州五郡的刘备军这时已初具规模，诸葛亮隆中对策所提出三分天下的形势日趋明朗，但是荆州的地盘还远远不足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这是一个四战之地，不可能长久这样存在下去，只有向割据势力较弱的一环——益州去发展”[17]。于是，从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到建安十九年攻占成都，刘备政权对刘璋旧部进行拉拢。刘璋集团内的实力派人物吴懿就是刘备首先拉拢的对象。刘备通过娶吴懿之妹为妻赢得了刘璋旧部的普遍认同，这种婚姻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18]，通过一系列的拉拢，刘璋集团中的许多精英都被刘备和诸葛亮争取过去了，如法正、李严、孟达、董和、黄权、许靖等人。
新生的蜀汉政权一片朝气蓬勃之象，但刘备、诸葛亮在对刘璋旧部任用上的两个重要失误，导致了这个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第一个失误是法正的权力过大。法正被刘备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后，成为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谋臣，拥有很大的权力。法正利用手中之权“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19]，引起了益州当地人和旧官僚的不满，诸葛亮对此却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许多旧官僚因与法正不和从“亲刘”倒向了“亲益”，与益州大族站到了一边，如李严、黄权、董和，而与法正关系密切的人，则成为了政权的新贵，如孟达、李恢。法正与其他旧官僚的矛盾由此升级为益州大族与蜀汉政权的矛盾。第二个失误是逼反孟达。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派孟达攻打房陵以便呼应荆州的关羽北伐。在这次战役中，房陵太守蒯祺，也就是诸葛亮的姐夫，被孟达兵所杀。孟达一举拿下房陵立了大功，可刘备这时却莫名其妙地派养子刘封统领孟达军。这样，攻占房陵的功劳就被刘封抢走了，孟达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此时的关羽正遭曹、孙两方夹攻，派人向刘封、孟达求救，刘封对此置之不理，孟达刚被夺了军权，“现在还有可能成为‘不救关羽’的替罪羊”[20]，于是只好被迫降魏。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是刘备虽然极力拉拢刘璋旧部，但骨子里是不放心的，在刘备当政的时期，除法正外，刘备对刘璋旧部只有尊重而没有信任。这种状况直到诸葛亮秉政时期才有所好转，出仕的当地士人才慢慢多起来。
（四）益州士族势力的反对
蜀汉政权的第四股势力是益州当地的土着士族，这是刘备既拉拢又打击的一个集团。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期间对当地土着时宽时严，终致失控，以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21]。《三国志·吕乂传》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22]。这则记载从侧面反映出益州以蜀郡为代表的益州大姓士族隐匿了大量的人口，作为自己的“荫户”，可见他们有多么强大的势力。为了得到益州士族的支持，蜀汉政权处处注意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入蜀之初，刘备集团中有些人“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种严重损害当地士族利益的建议立刻遭到赵云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23]。另外，蜀汉政权也吸收了大量的本地士人，尤其是大姓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参与到政权的建设中来，如诸葛亮对秦宓和杜微的任用是尊重益州知识分子的表现，提拔和录用张嶷、马忠、谯周则是拉拢益州大族的作法。
尽管如此，益州豪强中还是有心怀不满的怨恨者，公开反对蜀汉政权的就有广汉郡郪县大族李邈。李邈曾经陆续被提拔为益州从事、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但他却始终反对蜀汉政权，以致于在诸葛亮死后人们都悲痛万分，只有他兴高采烈，还要对诸葛亮之死进行庆祝。最后，他被后主刘禅依法处死。同样受到蜀汉政权惩处的益州人士还有彭羕。彭羕家族是广汉郡着名的大姓家族，刘备任命他担任治中从事。但是彭羕生性傲慢，举止轻狂，行为不端，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后建议刘备将其贬为江阳太守。彭羕却心怀不满，居然去煽动马超谋反：“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24]，马超听后立即上报，彭羕于是被处死。由此可见，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这就注定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拥护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从以上四个派系不难发现，刘备的嫡系军队和荆襄集团相对于益州的刘璋旧部和益州士族是外来的“入侵者”，当地人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会生出一种反抗心态，这就迫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调整对内政策，缓和外来政权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同时，四大派系本身及彼此之间的矛盾亟需尽快改善。如何妥善处理派系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和谐相处，刘备和诸葛亮想到了一个和自己同样强悍的外来者——马超。
三、马超为蜀汉解决内部矛盾所起的作用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受羌、氐等胡族的骚扰，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取成都之后，不仅要面对曹魏、孙吴的军事威胁，还要抵御羌、氐的时时寇边，同时处理好政权的组织建设问题。于是，刘备一方面把荆州的长沙、桂阳两郡交给孙权以巩固吴蜀联盟，另一方面攻取曹魏汉中以攻代守确保了益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命令马超北督临沮。这一招实在巧妙，马超这一支机动部队对外可以解除曹魏、孙吴和胡族的军事压力，对内则可以震慑益州上下，暂缓派系矛盾。
马超是扶风茂陵人，祖上是东汉开国元勋马援，父亲马腾于灵帝末年镇压过羌、氐的叛乱，后官至前将军。马超深受家庭的影响，“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25]，他所率领的关西兵“羽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挡也”[26]。在与曹操的交锋中，曾杀得曹军丢盔弃甲，连曹操都不得不感叹“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27]，马超投奔张鲁后，招纳了百顷氐王千万，从而使这一支氐族部队成为了自己的部曲。刘备围城都时，马超“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28]，张鲁大将杨白等人也有谋害他的打算，于是在李恢说降下投降了刘备。当马超率军至成都城下时，“城中震怖，璋即稽首”[29] ，迫于马超军强大的压力，刘璋不战而降。《典略》上有这样的记载：“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未至一旬而成都溃。”
这则材料充分说明了马超和他的凉州兵团对益州的威慑力，他的到来为蜀汉增添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马超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穷途末路时投靠刘备，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刘备的信任换来了马超的忠诚，他以一个强悍的外来者身份，挟巴蜀所畏惧的胡兵平衡政局。有了马超的坐镇，蜀汉就可不必担心边境胡族的骚扰而安心内政经营和外御强敌。
刘备对马超的优待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刚入成都，就封其为平西将军，称王后拜左将军，假节，与关羽、张飞、黄忠同列而超出了功绩远远大于自己的赵云（翊军将军），刘备称帝后，马超又升至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这是刘备以皇帝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益州及汉中这块胡汉杂居地域中种族地缘上的重要地位。后来刘备又应马超死前遗愿，厚待其从弟马岱，马超的女儿也嫁给了刘备之子刘理。
四、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影响和教训
马超死于章武二年，也就是刘备伐吴大败的那一年，章武三年刘备病故，蜀汉政权进入到了由盛转衰的阶段。除了伐吴消耗大量兵力、财力的缘故外，内部的人事关系处理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蜀汉政权内部派系的纷争，使蜀汉人才匮乏
魏、蜀、吴三国之中，蜀汉政权是最弱小的，既不占“天时”，也没有“地利”，因此要想巩固统治，谋求发展，实现与魏、吴的长期对抗，必须以“人和”为基础，就是要在人才培养和人事关系方面和谐发展。但是自马超、刘备相继死后，蜀汉政权并没有做好这一点。在刘备嫡军中，赵云未尽其用，他总是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而未能发挥其统御之才。荆州集团中的魏延不能处理好与其他将领的关系，最终成为派系纷争的牺牲品。后起之秀里面，被诸葛亮誉为“凉州上士”[30]的姜维，虽然与马超同是凉州起家然后投降蜀汉，但却不能像马超那样震撼巴蜀了，居然还得外出避祸，实在令人叹息。因为没有诸葛亮的依法治蜀，就不会有清明的政治环境。派系的纷争限制了人才的选拔，从而使蜀汉政权人才匮乏，无法形成文臣武将辈出的局面。
（二）派系纷争使得蜀汉许多战略无法得到实施，影响政权的发展
刘备称王之后没有及时安排诸葛亮等人回军协防荆州，却只安排最亲信的关羽、糜芳等人来负责荆州事务。这些刘备嫡军中的将领在荆州没有社会基础，同时还要承担北伐的重任，这就给孙权创造了偷袭良机，隆中路线无法实现，实属严重失误。此外，诸葛亮北伐不采用魏延奇计和对马谡的错误使用都使得许多时候功亏一篑。
（三）派系纷争使蜀汉政权内部分裂，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先纵容杨仪除掉魏延，使蜀汉后期仅剩的一位名将被冤杀，后又以诽谤朝廷罪逼死了杨仪。当此魏晋嬗代之际，吴蜀两国却日益衰败，其中蜀汉政权内部自相残杀，使得政权元气大伤，益州当地人对此政权渐渐失去了信心，离心力量越来越大，最后政权内部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公开投降，分化了抵抗力量，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蜀汉政权的初期尽管也有派系内部的矛盾和派系间小范围的摩擦，但由于刘备、诸葛亮制定了合理的用人策略及马超凉州军团的坐镇，这些矛盾没有被扩大和激化。而在马超、刘备相继去世后，派系纷争逐渐抬头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在诸葛亮病故后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就是蜀汉政权在三国鼎立的过程中丧失了能与北方强大政权抗衡的力量，政局混乱，人心动荡，最先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