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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通史 古代“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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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高神
      LV.8 渡劫期
      VIP 9

        起源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到清末被废除,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当科举考试成为了士人一朝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后,各种形式的“科举补习班”应运而生。那么,古代的补习班有哪些类型?补习班都上些什么课?老师能不能赚到钱?和今天相比有什么异同之处?

        

        种类齐全:书院成明清时期最大的“补习机构”

        

        古代的学制体系由官学、私学、书院组成。不过,地方官学数量少、人数不多;小型私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分散四野、很难管理。而书院大多有稳定的校舍、师资、经费来源和健全的管理规制,因此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中期,为政府设立的官方机构,主要以收藏图书的形式出现。不过,其中也有少数是私人设立,作为隐居读书、聚徒教学的场所。到了唐末五代之际,由于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官府无法提供足够的求学处所,一些有所专长的士人便在隐居读书期间,结庐教授生徒,以书院或书堂来命名这种读书或讲学的场所。五代时期的陈氏书堂,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陈氏书堂以“堂庑数十间”“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作为“游学之资”。选拔学生的标准很宽泛,称“弟子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教学内容也并不十分严格,往往因人而异。

        

        北宋前期,中央给予科举及第者丰厚的精神及物质回报。为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地位,那些无法进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的士人,“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形成一股建立新书院的热潮,白鹿洞、嵩阳、岳麓、泰山、茅山等着名书院在那时纷纷涌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史》中曾提到,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书院达到了720所之多,在数量上超过了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学而优则仕”,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并举,成了书院普遍采取的方法。

        

        到了元、明、清时期,书院越来越受到朝廷直接控制,连书院山长的任免、教学内容的设定、经费的供给都由官方确定,书院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属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试辅导班”。

        

        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徐雁平表示,此时,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成为了书院是否有名的主要标准,书院的一切教学活动都以科举为主要目标。为了让学生及早适应科举考试程序,书院甚至时常举行“模拟考试”,考试内容、方法等都与科举考试相似。一般每月课试两次,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官课由府、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

        

        文社:科举考试前的“强化班”

        

        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古代学子在科举考试前的心情,与今天应考的学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考前“强化班”,往往是提前一年就办起来了。徐雁平介绍,从宋元时期开始,学生们还以文结社,创办了文社(又称文会、文舍)这一读书人相互学习的场所,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不过,文社更重要的功能是,帮助考生们复习科举中可能考到的知识、模拟科举考试、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万全准备。当时的文社,不少是直接设置在书院里,由书院里的学生在考试前临时、自发组织而成,徐雁平将它们戏称为“科举强化班”。在“强化班”里,学生们常常一起作文,然后相互讨论学习,或者再请来老师做些点评指导。书院的老师自然不会拒绝,因为书院里出的举人越多,书院的名气自然也就越大。

        

        不过,也有不依附书院而独立存在的文社。对于古时的名门望族来说,家族的兴盛与族中子弟是否获取科名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科名也逐渐成为了衡量家族的重要标准。为了增加家中子弟的中举率,一些大家族会出钱,在祠堂边专门盖房子,建立起独立的文社,或与他族合办文社。

        

        家长们以家族名义请来已经回乡的举人、进士们,或地方上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然后将全族子弟一起召集起来,共同复习应考。清朝道光时曾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梁章钜,家族就一直有设立文社的传统,而他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兄弟以及他本人,也全部考中过举人,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家族”。

        

        有的地方也会在乡里集体筹办建立文社,由地方上的有钱人共同出资建舍、请老师,供乡里的学子们复习赶考之用。为的是那些高中科举的学生们如果将来做了官,可以回报乡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安徽徽州一带特别盛行,而那些捐了钱建文社的人的名字,还会被记录在地方志里,算是“千古留名”。不过,随着后来限制结社的禁令的颁布,全国各地红红火火的文社活动,也就逐渐平静了。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老庄玄学盛行,人们多讲求养生之道,医学也就自然受到重视。可是医道精深,无论是诊病还是辨识药材,需要多年的苦心钻研才能实现精准。因此,当时的医生不少都医术不高、医德不良。于是,北魏宣武帝下诏建立医馆,教授医学知识,成为我国最早的由官方设置的专科“辅导班”。

        

        到了唐代,医学科目被设置在中书省下太医署中,朝廷聘请来专门的博士(教师)进行教学。教学内容也更加明细化,主要分为:医学、针学、按摩、咒禁。其中医学又分五科: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拔火罐等)。根据教育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太医署中还设有“药园”,设药师,收学生16人;中书省下秘书省所辖的太史局(后改司天台)中,设置天文博士2人,教授90名天文观生和50名天文生;历博士1人,教授55名历生;局中还设漏刻博士6人,教漏刻生360入,学习计时、报时。太仆寺设兽医博士4人,教授学生百人。太卜寺设卜正博士2人,卜筮助教2人,教授卜筮生9人。此外,门下省设有弘文馆和校书郎,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误,其下有拓书手、笔匠、楷书等职员,招收学生30人加以训练。

        

        除了官办培训班,家族“开小灶”,是古代理科“辅导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如果家族中有一位专家,子孙便享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典型的便是医学,它一般都是世代家传,如明朝名医李时珍,就是祖孙三代行医。还有的名医一方面行医,一方面着述、收徒。私家传授与官府医学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在学习基础医学知识之后,还会传习教师自己的医术、着述、秘方,有的形成不同的流派。天文、算学、舆地(地理)等专科知识的传授也与医学类似。如着名科学家祖冲之的儿子,幼年就传习家业,而他的儿子也传家学,在历算方面十分精通。名气大了,一些着名理科学者也开始收徒,如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教授数学,“踵门而学者云集”。

        

        主攻科举:主要是教学生熟悉考试的套路

        

        与现今的补习班一样,古代的“补习班”也是考什么教什么。

        

        由于科举考的多是儒家传统文化,因此书院、文社和官学一样,大多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随着科举制度和儒学的发展,元代大德以后,程朱理学的《四书集注》也成为了官方教材。

        

        徐雁平表示,自从八股文成了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后,“补习班”里除了要学生们熟读四书五经,老师们也会经常命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

        

        在宋朝和唐朝科举考试中,策问一科也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策问主要是由考官提出政事问题,要求学生们以史为鉴,提出对策。策问的考试范围很广,涉及政治、教育、生产、管理、地理等等,比经义准备起来难度更大。此外,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问题等,也是考生在上考场前必须摸清楚的重点,有的学生甚至会事先针对可能的考题先写好回答并背熟,只待一旦考到,便直接往考卷上默写出来。

        

        清朝还有一个重点考试项目——试帖诗。虽然以诗作为考试项目始于唐代,但宋朝时被取消,元明两代也一直没有恢复,直到清代乾隆时,才被重新列入考试科目。清朝的试帖诗基本在经史子集范围内,不过出题诗格式限制比前代更为严格。因此,学生们在“补习班”中也会先将试帖诗的套式练习好,然后拿着准备好的几个套路,去应对考试需要。

        

        发展模式:明朝起,“补习班”从农村走向城市

        

        据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记载,根据所在书院、书塾或文社的名气、坐落地点及自身身份的不同,每位教师的薪资水平也会有很大落差。

        

        有些历史悠久的书院,由于能得到官府的经常性津贴,因此有充分的财力资源支付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薪酬。此外,还有一些建于省城或富裕地区的完备书院,也可以以高薪聘请着名学者。这些地方的教师除了固定的薪酬外,很多还能从书院获得以聘仪、程仪、薪膳、节仪等名义发放的款项。有的学生还会给老师送上“孝敬费”,也就是“贽礼”。比如南京的中山书院,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重建的,根据书院的新章程规定,书院山长的年收入为984两银子,其中800两为工资,160两为伙食补贴,24两为节敬。

        

        不过,与这些着名书院教师的“小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边远地区或没有名气的学校教师的贫寒困境。如陕西靖边西城书院的讲席,每年只有6万铜钱的薪水和6千铜钱的过节费,加起来不过55两银子。

        

        而如果在小地方的书院、文社等当老师,有身份的学者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在30到150两之内,而那些普通教师的年收入,则不足50两银子。比之19世纪80年代,一个居住于北京的富裕五口之家一年980两的消费水平,一些教书匠的生活境况,就显得局促多了。

        

        随着科举越来越受士人看重,官府对民间教育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从明朝起,文社、书院等便越发具有功利性。那些原本为了在安静的环境中讲学,而特意隐居山林或荒郊野外的书院,为了方便学生上学,逐渐开始往城市搬迁,而失去了最开始时以文会友、探讨学问的纯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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