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王映霞【民国爱情】郁达夫和王映霞，才子佳人演绎风雨茅庐爱情传奇”>王映霞（1908-2000年），女，中国浙江杭州人，当年“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全城。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12年后离婚。1942年4月4日，与钟贤道在重庆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王映霞晚年回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前传———-与郁达夫】【民国爱情】郁达夫和王映霞，才子佳人演绎风雨茅庐爱情传奇”>王映霞(1908—2000)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倒。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的一个偶然，竟在世伯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
这时，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嘱郁达夫谨慎为人，他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当然，王映霞长得很漂亮，比较符合郁达夫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性。王映霞是一个新式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开明，郁达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特别。陷入热恋的郁达夫，这时突然燃烧起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他感到，如果能得到王映霞的爱，此后的创作力恐怕要更强。
他终日徘徊在王映霞的窗下，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着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达夫的同学许绍棣此时已当上了浙江省教育厅长，也暗恋着王映霞。郁达夫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并不断地给她写情书。王映霞开始并不动心，还将他的情书公开。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说郁达夫的苦劝起了作用，不如说王映霞对他的爱，让她相信了达夫向她说的许多善意的假话。只是，当郁达夫求孙大可代向她求得一个答复时，她则要求郁达夫必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子”。这便使郁达夫陷入两难境地，他可怜他的妻，但更舍不下美丽的王映霞。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关于爱情，郁达夫说过：“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郁达夫在绝望之中给王映霞写了一封绝交信，岂知第二天王映霞拿着信来找他了，并表明了心迹：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3月他俩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3-40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情变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裂隙。温饱之后，欲望便过盛起来，他们的情变也是因为这个。婚后一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有了爱的结晶，王映霞嫌郁达夫“不事生产”，好酒贪杯。郁达夫与鲁迅过从甚密，并加入了“左联”，又由于不愿上街游行，被说成只是作家，不是战士而主动退出了“左联”。许绍棣表面上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一直嫉恨他，以至暗中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鲁迅、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危急之中，郁达夫匆忙离沪避居富阳。在老家见到孙荃，郁达夫羞愧有加，怜悯之下，欲与孙荃同居，却发觉孙荃房门上贴着四个字：“闲人免入”。
八·一三事变后，在王映霞的坚持下，举家从上海迁到杭州，并在杭州修建了寓舍，郁达夫将它命名为“风雨茅庐”。王映霞还为郁达夫生下两个儿子，但双方的性格矛盾日益激化，家庭争吵越来越多。移居杭州后，爱慕虚荣的王映霞尽与达官贵人交往，并与许绍棣关系暧昧。许绍棣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许绍棣将郁达夫逃回富阳的消息告诉了王映霞，暗示郁达夫与原配情丝未断。于是王与郁间的温柔亲密全然不见。两人纠纷不断。
1936年，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富阳、丽水、汉口的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风闻好友许绍棣“新近借得一夫人”，却不知竟是指王映霞。王与许打得火热，郁达夫蒙在鼓里。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东渡日本，邀老友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在日本友人家，郁发现了隆子，原来日本友人感念郁达夫对隆子的深情，特意将其赎出为妻。
局势恶化，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子女躲避至富阳，不得已与孙荃相处，两人面面相觑，处境尴尬……然日军压境，富阳也非久留之地，王映霞和孙荃各带子女匆忙外逃。郁母孤守祖宅，日军攻占富阳后，闭门不出，竟冻饿而死……噩耗传到福州，郁达夫悲痛万分，设堂拜祭，书对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决意赶赴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王映霞与郁达夫矛盾日深，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开交。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三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他还将许氏情书照相翻印寄给各路名人，使难言家丑大白于天下。 王映霞躲在好友家，郁达夫寻到此，求她回去，因他还爱着她。王映霞却不肯原谅他的所为。经朋友努力撮合，郁达夫登了一则道歉启事，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而此时，为摆脱乱局，许绍棣也迅速地与人结了婚。郁王二人两人勉强复合，还订下协议，决心“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但彼此心中都留下伤口。
总之是王映霞那边出现火烧云，郁达夫不扑火，还拚命扇火，让王映霞下不了台。从郁达夫的性格看，他明显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带着他们的长子郁飞也一同来到新加坡。此时夫妻已是貌合神离，即使在外人面前，也免不了冷言相讥。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着名的《毁家诗记》，自暴家丑，包括谈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毁家并非郁达夫本意，他认为向世人倾吐烦恼无损于他对王的感情。郁达夫将王映霞护照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使她无法离开。王映霞本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她也尝试过努力去维系，跑到印尼的荒岛上执教，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王映霞再难容忍，逼着郁达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俩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
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寻觅自己归宿去了；而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风雨飘萍。
【后传———与钟贤道】缘起“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1942年【民国爱情】郁达夫和王映霞，才子佳人演绎风雨茅庐爱情传奇”>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
“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次年，五十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岁月，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为霞满天1990年王映霞晚年有过一次轰动海外的台湾之行。1990年12月21日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别兴奋的是，1990年，八十三岁的她作了一次台湾之行。那是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及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为“杰出大陆人士”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的。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暌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饱览了秀色可餐的阳明公园。
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和《郁达夫书简》。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附录——郁达夫小传】【民国爱情】郁达夫和王映霞，才子佳人演绎风雨茅庐爱情传奇”>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
妻子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子女孙氏生育4人：郁龙儿、郁天民、郁黎民、郁正民。
王氏生育5人：郁飞、郁静子、郁云、郁亮、郁荀。
何氏生育2人：郁大亚、郁美兰。
我的感想：首先说明一下，我觉得抛弃原配绝对是不道德的，我不赞同。
民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刚刚推翻封建王朝，新的思想开始萌芽，但很多制度依然是旧的，比如婚姻，依然是一夫多妻制。但民国又有很多新的社会制度，比如王映霞的行为在封建时代肯定被沉塘，在民国她还可以离婚二嫁，这就有我们现代的雏形了。
第一，因为一夫多妻，所以男子并没有觉得抛弃原配了，比如此贴中郁达夫并没有和原配离婚，只不过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罢了。
第二，由于经济地位不同，男子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比较多，一般去留洋，受教育程度高。而原配还裹着小脚，字都认识不多，无法沟通。就好比男子是留学硕士，女子是小学生，两人在一起能谈情说爱吗？就是知识层面的不对等，引发精神层面沟通障碍。
第三，长期两地分居。那是男子一般在比较发达先进的城市谋生，而原配在老家。异地恋在现代婚姻中都很难维持，何况在一夫多妻的民国？
本来编撰这个帖子想从郁达夫的角度写，可他的情史实在太丰富了，他活了49岁，三个妻子，无数情人，十一个孩子（存活8个）。果然作家需要不断的激情与爱情。
王映霞一生很传奇，所谓红颜多磨难，可以写一本小说了。她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找个你爱的人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最后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