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有据可查的状元约有700多人。许多读书人的命运因为科举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人物。比如：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则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刘春霖；最年轻的状元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苏瑰和咸亨四年（673年）的郭元振，他俩当时年龄都不满18岁；年龄最大的状元是唐代的尹枢，他直到70多岁才自荐考中了状元，了却金榜题名的夙愿。
末科状元曾当家庭教师古装戏中常有秀才中举后借钱发赏的桥段，科举制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就是如此。刘春霖在1904年中了状元，而清政府在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因此，刘春霖也就成了末科状元。
在清代状元中，刘春霖的家庭出身实在好不到哪里去。其父刘魁书是直隶省一个老实纯朴的农民，清政府腐败，总有缴不完的苛捐杂税，闹得民不聊生。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刘魁书投奔保定府一个亲戚家。通过东求西碰，刘魁书总算在府衙里谋到一个差事。刘春霖兄弟二人留在乡下，白天跟伯父一起下地干活，晚间便挤在一盏豆油灯下刻苦攻读。刘春霖跟他的哥哥刘春堂（1903年进士）小时候都很聪明好学，一起拜本村刘春熙做启蒙老师。
刘春霖几岁时就练得一手好字，并出口成诗。他十来岁就头扎红头绳赶集、闯庙会，书写对联出售，求购者很多，有“小书法家”之称。当时要参加科举考试，还有许多苛刻的规定。比如应试童生必须“家世清白”，凡娼、优、隶、卒的子孙，不得应试。凡此四种，须退免三世后方可应试。又如，应试生在参试前必须办“廪保”手续，即要有“廪生”保举。所谓“廪生”，是明清时代对那些有资格在县、州或府里领取一定生活费的秀才的称呼。
光绪十三年（1887年）县试，刘春霖兄弟俩就因为穷得请不起保人而被排斥在试院门外。不过，他们并未因此而灰心，回家之后读书更为用功。隔了两科之后，全家千方百计凑了些钱财，请了一位有力的保人，总算得以与试。结果，兄弟二人都中了秀才，这是他们挤入仕途的基础。
中了秀才后，刘春霖到保定莲池书院断断续续苦读了10年。考中举人后，他有段时间寄居在北京地安门外“通益常”布店的同乡徐老板家，等待会试。这个布店以经营高档衣料为主，常有达官贵人光顾。经徐老板介绍，刘春霖认识了驻德钦差大臣陶世筠。陶家正为找不到一位像样的家庭教师而着急，就通过徐老板跟刘春霖商量。刘春霖见陶世筠举止高雅，就满口答应了。
刘春霖在陶家边教书，边读书，宾主关系甚好。他被点为状元后，按照惯例，发榜之后，新科状元要到国子监的《历科状元题名录》上题名，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事后，状元还要给有关的下人发赏钱，称为“喜钱”。刘春霖出生寒门，身上经常没钱。去题名的那一天，走到半路上忽然想起要发“喜钱”，而自己身上分文没有，到时岂不是要出丑么？他没有仆人，于是赶紧让他的学生（陶世筠之子）回家去借些钱。而刘春霖则故意拖延时间，当借的钱送到后，他长吁一口气，总算不至于出乖露丑。
虽然刘春霖在仕途上的表现并不出众，但他的书法却深得世人推崇。他的书法以小楷着名，娟秀端庄，流布甚广，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而刘春霖为人正直，三次拒绝了日伪的招揽，并过着隐居生活，直到1944年去世，终年73岁。
诚直敢谏的首科状元谁是中国的第一个状元？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状元是唐朝的孙伏伽。孙伏伽是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首开进士科取士，孙伏伽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在隋朝时，孙伏伽便已入朝当官，他在隋末担任京畿（今西安）万年县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唐朝建立后，孙伏伽积极为李渊献计献策。武德元年（618年），孙伏伽上谏三事，大意是让李渊虚怀纳谏、选贤任能、雅正社会风气。高祖亲览孙伏伽的奏折后大悦，下诏书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同时赐帛300匹。当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孙伏伽仍屡次奏请给百姓减免赋税，李渊均一一采纳。
唐朝建立后，李渊曾命秦王李世民麾兵东进，鏖战数月，打败了黄河南北的王世充和窦建德。李渊闻捷大喜，颁诏大赦天下。但下诏不久，又命令严惩王世充和窦建德部下，要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孙伏伽闻悉，上表进谏，称既已大赦天下，就应讲信誉一视同仁，如果朝廷自己不讲信誉，而让天下人讲信誉，这怎么可能？李渊又采纳了他的意见。孙伏伽在进谏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这句话记载于《新唐书》卷一百三《孙伏伽传》。
到武德五年（622年），孙伏伽已是颇受器重的官员了。但他一直以未有功名为憾，这一年唐朝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他参加了进士科的角逐，在30余名应试者中，一举夺魁，成为迄今可查考出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唐太宗即位后，把孙伏伽提升为大理寺少卿。贞观五年（631年），孙伏伽审理一起案件时失误，被罢免官职。不过不久，李世民重新起用他为刑部郎中，继而再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后又升为大理寺的长官寺卿。公元654年，孙伏伽因年老辞官。这位首科状元诚直敢谏的作风，备受后人赞颂。
七旬老翁毛遂自荐成状元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中，发生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儿，就连状元也有毛遂自荐而成的，这就是唐朝76岁的状元：尹枢。他也成为科举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郎。无独有偶，在尹枢中状元22年之后，其弟尹极也状元及第。尹极中状元时年龄也偏大，和哥哥一样，尹极在状元及第后也选择归乡。一门两状元，兄弟先后及第。时人对阆州尹氏兄弟冠以“梧桐双凤”。
据说尹枢以解元身份入京参加会试，40年的时间里多次应试，均未得中。贞元七年（633年），朝廷开科取试。此届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杜黄裳。据《太平广记》记载：“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当时尹枢的名气在京城非常大，与很多文人有交集。到了应试环节，尹枢以《珠还合浦赋》完成应试。三场考毕，到了庭参环节，杜黄裳对众举子道：“诸位学士都是当代才子，怎么就没有人帮我一把？”应试者计五百余人，尹枢越众而出，帮杜黄裳写榜。杜欣然授尹纸笔，尹提笔逐一题名，唱名。自始至终，全场肃然，最后独缺状元，杜问：“写谁较好？”尹枢毫无愧色地答道：“非老夫不可！”杜黄裳大吃一惊，然而细想，也非他莫属。杜黄裳遂亲笔提其名，尹枢也因为这两次“毛遂自荐”博得进士头名。
不过，夺得状元后，已经76岁的尹枢并未留在朝廷做官，他已经没有了做官的愿望。再加上唐代士子们通过了应试后，要想做官，还必须通过“关试”，所谓关试是由吏部选试，考察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等四项。尹枢选择退隐，与其年迈和当时体制都有很大关系。于是，状元尹枢不得不回乡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