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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通史 揭秘 北京通信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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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8 渡劫期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巧合的是,昨天正是世界电信日。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发明电报以来,通信行业走过了一百七十年的历史,而电报、电话这些通信设备进入中国,至今也有一百多年。

      位于骡马市大街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可以让人们非常直观地了解北京城一百多年来的通信发展历史。

      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在北京城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电报发明之后的四十年时间,清朝才建官电局;电话发明后,清朝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帝上奏折,要求开办电话业务,几经曲折在北京建立第一个电话局的却是外国人;后来清政府即便建了电话局,北京城的电话业务也迟迟得不到开展。因为使用人数稀少,能打电话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通信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信技术发展迅猛,大踏步追上了世界的步伐。

      电报进北京,用了十三年1843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使人类脱离了用快马、信鸽、烽火等手段传递信息的旧时代。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有一台发报机,参观者可以试着用“莫尔斯电码”把自己的姓名发送给旁边的接收器。据说现在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还在一些特殊行业使用。

      电报走进北京用了多少年?如果从1843年莫尔斯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会议厅里,用颤抖的双手向巴尔的摩发送世界上第一封电报“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算起,到1884清朝官电局建好,得有41年。如果从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办电报业务算起,则是13年。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电报这一新鲜事物在当时中国的曲折发展之路。正是这种落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还闹出了笑话:当时前线打胜仗,宫里还以为打败了。

      博物馆的“皇家通信”陈列组,就详细展示了电报一步步走进北京的艰难历程,这种困难多半是在心理和观念上的各种阻碍。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清政府拒不采纳。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岛,等消息传递到紫禁城,已经过了一个月。这件事对洋务派刺激很大,李鸿章在自己的辖区尝试推广电报。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线,第一次发电“行辕正午一刻”,这是有案可查的中国人所发的第一封电文。随后,津、沪、苏、浙、闽、粤之间的电报线全部贯通。

      滑稽的是,清朝内部的保守派认为电线破坏风水,甚至有传闻称电报之所以能瞬间传递信息,是运用了死人的灵魂,这使得电报迟迟不能通到北京城。以至于各地发往北京的电报,要先发到天津,然后用快马转送到北京。朝廷的批复又得用快马送到天津转发,来回往返,白白耽搁时间。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李鸿章商谈,想把津沪电报线路先延伸到通州。而且,在建设线路时顾及保守派的压力,避开了所有的坟茔、民房,并做到沿途舆情毫无惊扰。最终,1883年9月18日,通州电报局建成。

      原先是快马从天津转运电报进京,现在是快马从通州转运电报,相较以前,进步了很多。不过,如果晚上有紧急电报,那时北京城门已关,电报也只能第二天再送进城。后来,在尝到科技进步的甜头后,清政府决定把电报线接到城里。1884年8月,商电局和官电局先后建成。其中商电局位于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杨氏园,面向社会开放;官电局位于泡子河边吕公堂,专门收发政府电报。

      清政府一旦认可了电报,电报就在全国迅速发展开来。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中,陈列着三张清代的全国电报干线图,分别是1884年、1890年、1903年绘制的。从1884年到1903年的短短19年间,全国的电报线网已经长达47641公里了。

      “德律风”首建在东单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中,陈列着光绪年间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的奏折。细看奏折,其主旨是要建“德律风”。“德律风”是指什么?一查才明白,清朝时把电话称作“德律风”,也就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

      电话是美国人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接上电报。盛宣怀是在1899年向光绪帝上奏折,要求开办电话业务的。

      盛宣怀在清末算得上是传奇人物,他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清末遍布全国的电报网络就是盛宣怀的功劳。不过,就在北京城接通电报前两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租界内开办“德律风”,上海由此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在租界试行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

      电话与电报相比,无疑更加方便和快捷。1899年,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电话业务,他的奏折虽然只有区区488字,却涵盖了自主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内容,其语言之精练,蕴意之深刻,堪称史上佳作。

      但是,北京城的第一个电话局并非盛宣怀所建。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丹麦商人璞尔生在天津私自开办了电话局,并且随八国联军入侵的步伐,把电话线接到了北京,并在东城船板胡同开设了北京第一个电话局。意想不到的是,电话业务很受欢迎,当年租用电话的就有近百户。清政府此时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1903年,袁世凯(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让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试办北京电话局。1904年,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在东单二条胡同建成。这个电话局占用了帝师翁同龢的8间马厩,安装了100门磁石交换机。1905年,黄开文和璞尔生谈判,把后者的电话公司收购了,北京的电信业务也就成了国有。

      而当年奏请开办电话局的盛宣怀,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提出“东南互保”,意图稳定长江流域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救清廷于水火;此后,又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盛宣怀逐渐淡出政界和商界。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电话进紫禁城 溥仪打“骚扰电话”

      有了电话,就要有电话号码,在博物馆中,陈设有北京开设电话业务以来,历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如今时代进步,人人有手机,社会名流重视隐私,轻易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而清末民初正好相反,当时拥有私人电话是身份的象征,各家的电话号码都公开刊登出来,毫不避讳。当然,在那个年代,能打得起电话的人也少,轻易不会有人打骚扰电话。

      在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都刊登在内。其后一本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日军侵华的时代特征。

      号码簿陈设区有一个感应屏,只要用手做个翻页的动作,就可以翻阅北京早期的电话号码簿。据讲解人员介绍,有不少北京的老字号专门来这里查找他们企业当年的电话,以作为历史传承的一种见证。

      装在墙上的一部陈旧的磁石电话机引起我的注意,这部电话来头极大,它是装在宫中给溥仪使用的电话。据说当年电话被清廷认为是西方的“奇巧淫技”,不允许装进宫内。因此,可怜的溥仪即使贵为皇上,也直到1921年,才从洋师傅庄士敦那里知道了电话的新奇之处。他不顾清室遗老的反对,要求给他装一部电话。北京电话局在故宫养心殿给溥仪装了部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号码簿。

      刚接触电话,溥仪玩心大起。溥仪曾回忆:“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胡适早年一首旧体新诗中的一句)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于是,胡适和年仅15岁的小皇帝有了一次对话。

      溥仪迟迟用不上电话,主要是慈禧不允许宫内用电话。但慈禧自己却很早就在常住的颐和园装上了电话。1902年,从东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至颐和园架设了专用电话线,线路全长24公里。承包这项业务的正是璞尔生的电话公司。

      说起北京的电报大楼,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飘荡在十里长街的钟声和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从电报大楼传来的钟声,是老一辈北京人的回忆。多年前,路过电报大楼,偶尔看到站在钟表上进行维护的师傅,才发现从街上看并不起眼的钟表,居然有两人多高。

      在博物馆的展区,有一个电报大楼的模型,周边展区是和电报大楼有关的各种史料。一有参观者走进电报大楼展区,熟悉的钟声立刻响了起来,勾起人们心中无限的回忆。有老年人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很小,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清晨7点,伴着电报大楼的钟声,人们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电报大楼的塔钟直径为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面是白底,指针是墨绿色的。刚建成时不是这样,那时塔钟的钟面是古铜色,指针是白色的。在1972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了突出醒目,电信总局设计了白色钟面、红色指针和红色刻度的方案。但改造完成后,远远看上去,钟面很像日本军旗。周总理马上否定了这个方案,亲自指示更换为墨绿色方针,并要求在三天内完成。于是,塔钟的钟面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底,指针则是墨绿色的。目前的颜色既庄重、醒目,也体现了邮电的标志色。

      除了周总理外,毛泽东主席也比较关心邮电事业。在博物馆的展品中,有毛主席题写的“人民邮电”。毛主席写了三遍,他觉得第三遍比较好,就在上面画了个小圈为记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第三遍的“人”是站立起来的。但第三遍的“电”字又不理想,于是,就把第一遍里的“电”字挪用过来,成为现在“人民邮电”四个字的题词。

      北京的电报大楼,作为当时唯一可以与外地进行沟通的场所,除了像如今的“长途电话亭”一样的用途以外,还是北京城鲜明的时代标志。当时的北京人,为了与在外地的亲戚朋友联系,电报大楼是经常要去的地方。而除了电报大楼,穿梭在大街小巷,骑着摩托送电报的“小伙儿”也是人们至今不能忘怀的过去。他们说的每一声“电报来了”都烙印着北京城过去的影像,挥之不去。

      如今,电报大楼依然屹立在西单大街上,但已不再有过去人们忙碌穿梭其中的影子。钟声早已消失,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也代替了电报机、有线电话。当年电报大楼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到现在都还让人印象深刻。

      在博物馆中,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其他物件,如按照使用年代陈列的各种通信设备,有包括中央领导使用的保密电话机在内的各式电话机和公用电话亭、电话卡,还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及汉显的传呼机以及从像“大砖头”形状的大哥大开始出现的各种手机。边观看这些设备,边回忆自己曾经使用的通讯设备,既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又不得不感慨科技的进步。

      博物馆中还展有一张有意思的照片,1906年5月,清朝的代表团到欧美各国考察立宪制度时,专门到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总部参观的场景。在当时的照片中,就有爱立信本人。百年沧桑,这家成立于1876年的老企业,曾和诺基亚、摩托罗拉一起,被中国人耳熟能详,如今爱立信虽然在手机终端领域难觅踪影,但它依然是全球领先的全面通信解决方案及专业服务供应商。

      现在人们查找某个单位的电话,已经习惯于上网搜索,但在数十年前,人们要想查电话,就会拨通114。在博物馆中,有114查号台的工作环境展示,谁能想到,当年查号台的小姑娘们,是用手在厚厚的电话本上翻找。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北京的通信电信事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联通所建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也反映了这一百多年的历程。博物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百年通信故事重现,一脉传情老店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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