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验尸是现代司法鉴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中国古代，虽没“法医”一说，但也有类似干法医这种工作的人——秦代叫“令史”、唐宋时期叫“仵作”……可是，古代“法医”既不能“开肠破肚”又没有现代高科技手段，如何进行尸检以查清死亡真相？
最早的“验尸”出现于何时？
秦简《封诊式》：发现凶杀案“令令史某往诊”
从古代司法案例来看，正常情况下，即便有犯人的口供，也要求“脏状露脸，理不可疑”。如果涉及死亡案件，古人也会“验尸”。
现代考古出土文献显示，早在先秦时期，办案时已要求“验尸”。1975年12月，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国竹简，其中有《封诊式》竹简98支，这些竹简便是秦国的司法文件，内容涉及案件审判及调查、勘验、查封等多方面。
“封诊式”三字，指不同的司法行为和执行要求，“封”即查封，“诊”是勘查、检验，“式”就是司法规范；验尸即属于“诊”的一部分。
这些司法报告，秦代称之为“爰书”。爰书中，便有中国距今年代最久远的“验尸报告”《贼死》。《贼死》的内容是，接到辖区内一起死亡报案后，主管当即“令令史某往诊”。
此份爰书，是由相当于现代法医的令史某完成的。为了阅读方便，了解秦国勘验实际过程，翻译如下——一男尸体在某家南边，仰卧。男子头上左额角有一处刃伤，背部有两处刃伤，都是纵向的，长各4寸，宽各1寸，创口中间凹下，像斧砍的痕迹。周围出血，污染了头部、背部和地面。其余部位无伤。身穿单布短衣和裙各一件，短衣背部相当于创口部位，有两处被刃砍破，衣背和衣襟都染血。尸体西侧有一双秦式麻鞋，一只距尸体6步稍多，一只离尸体10步，把鞋给尸体穿上，刚好合适。地面坚硬，未见凶手痕迹。死者是壮年男性，皮色白，身长7尺1寸，头发长2尺。腹部有灸疗旧疤两处……《贼死》显示，当时法医已有相当专业的尸检水平，程序规范，所形成的“验尸报告”一点不逊于现代司法鉴定。
古代“法医”如何验尸？
《折狱龟鉴》：“活者口中有灰，杀者口中无灰”
古代刑侦检验方面的文献、专着很多，如《疑狱集》（五代时和凝父子撰）、《折狱龟鉴》（宋代郑克撰）、《棠阴比事》（宋代桂万荣撰）、《洗冤集录》（宋代宋慈撰）、《折狱龟鉴补》（清代胡文炳撰），等等。这些书中，都有不少古代法医验尸的记载。如《折狱龟鉴》中有一则《证匿》，说的是三国时办案和验尸的经过。当时，一女人有了外遇后，伙同奸夫把自己的丈夫杀了，为掩人耳目，伪造失火致死。
如何验明死者是被谋杀的？县令张举想出一招，使案情真相大白：“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而积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杀者口中无灰。因验尸，口果无灰也，鞠之服罪。”
从上述来看，张举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他弄来两头猪，杀死一头，另一头不杀，将两头猪都投入燃烧的柴堆中。结果，被烧死的猪嘴里有灰，而被杀死的嘴中没有。依此原理验尸，被杀丈夫的嘴里不见污物。至此，杀夫女子无话可说，认罪伏法！
现代验尸往往要利用现代解剖学进行，古代法医验尸不能“开肠剖肚”，对办案人员的经验和智慧要求很高。如对悬吊尸体的检验，古代法医便摸索出了一套很准的“理论”：如是上吊死亡，死者的舌头一般会伸出来，大小便失禁；如果是死后挂起的，则无此现象。
这种验尸方法，先秦时即为法医所用。如秦简《封诊式》中的《经死》，便要求前去现场勘验的法医，在放下悬挂的尸体前，“乃视舌出不出，头足去终所及地各几可（何），遗矢弱（溺）不？”
当然，舌头不伸出来，也不一定就是死后悬起，也可能是吊死的。《洗冤集录·检复总说下》中便指出：“绳在喉下，舌出；喉上，舌不出。”验尸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判断。此外，验辨“尸斑”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段。
尸斑是现代术语，古人称为“血坠”或“血障”。如上吊死亡的，尸斑分布于上、下肢的远端，即《洗冤集录》对“自缢”条中所描述的：“腿上有血荫，如火灸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坠下，青黑色。”
古代“法医”都是哪些人？
《洗冤集录》：“或非致命，即令仵作指定喝起”
古代没有“法医”一说，但也有类似干法医工作这样的人，如秦国的“令史”，到唐宋时，“仵（wǔ）作”便是事实上的“法医”。
仵作又称“行人”，本是古代专门从事尸体处理、帮助殡葬的人。到宋朝，验尸成为侦办凶杀案通行司法鉴定手段后，仵作便常被官府雇用为“法医”，操验尸体。仵作工作时，要在主持检验的官员指挥和监督下进行。验尸情况要在现场大声报给主持官员，最后由验尸官员得出鉴定结论。从这点上来说，仵作仅是“法医助理”，先秦时令史前往现场必带的“隶臣”，也属于这一类人。据《洗冤集录·验尸》记载：“或非致命，即令仵作指定喝起。”大概意思是，即使不是致命伤，也要责令仵作当场报出来。
在古代，除了仵作外，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人——阴阳先生，很多时候也会兼任“法医”，参与验尸。阴阳先生就是民间俗称的“风水先生”。在清代，人死后要请阴阳先生“看墓地”、“写殃榜”。充满迷信色彩的殃榜很像是“办丧文书”，一切活动依殃榜进行。殃榜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司法文件功能，如在清代的北京，殃榜就是一份“死亡证明书”。现代凭死亡证明书，尸体才能进火葬场火化，而殃榜则是古代出城下葬的“通行证”，没有殃榜，棺材抬不出城门。
阴阳先生要根据“尸体现象”作出死亡时间、死因等方面判断，作出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结论。实际操作中，阴阳先生往往会从前来请写殃榜的人嘴中，套出相关死亡信息，如咋死的？何时死的？来人往往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所以阴阳先生“验尸”一般都很“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仵作、阴阳先生都由男性担任，对男尸进行检验，如果是女尸，则要由女法医“稳婆”兼任，在早期还有“隶妾”协助主检官完成验尸。
古代“验尸”也有“回避制”吗？
《洗冤集录》：验尸必须“差无亲嫌干碍之人”
人命关天。先秦时官府已对验尸作出司法要求，以规范验尸行为和过程。如发现凶杀或死亡案，法医要及时进行勘验、鉴定，且不能一人单独办案。在《封诊式》“贼死”报告中可见，除“令史某”外，还有“牢隶臣某”随“甲”一起前往。
到唐代，验尸工作已法制化，唐律中已有验尸方面的硬性规定。而宋朝的法医学检验、中毒鉴别、急救措施等，更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洗冤集录》便出版于宋朝，由中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宋慈撰写，书中对验尸便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连验尸报告的格式、写法都有明文规定。
《洗冤集录·条令》开篇即称：“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即凭验状致罪已出入者，不在自首觉举之例。其事状难明定而失当者，杖一百。吏人、行人一等科罪。”
司法行为要求客观公平，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仵作这一类“法医”工作报酬很低，难免行为不端。如果验尸时受贿舞弊，有主观造假、作伪等腐败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如在唐朝，法医检验不实，要被判杖刑，甚至坐大牢，即使失误也要承担责任。《唐律疏议·诈伪》“诈病死伤检验不实”条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人罪论。”宋朝也有相关规定，《洗冤集录·条令》记载：“诸行人因验尸受财，依公人法。”
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宋朝尸检中还实行了“回避”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均不能参与验尸，“诸检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碍之人。”
宋朝的验尸操作规程对后世影响极大，为元、明、清朝所效仿。如在清朝，法医在验尸时弄虚作假，影响司法公正的，一律治罪。清许琏《洗冤录详义》中曾记录有一则仵作验尸时弄虚作假被治罪的案例：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区）有一命案，原告称其弟被人打死了，把打人者告到县衙。县官是个近视眼，被买通的仵作便将正常的尸体现象谎称为伤痕上报定案。被告不服上访，称死者是得急病死的。后开棺再验尸，果然发现仵作所报不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