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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中国传统书文化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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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高神
    LV.8 渡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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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藏书楼这一重要载体,多管齐下,可以有很多措施来加强书文化的传播。在服务读者方面,形成与图书馆、博物馆等错位、互补的格局。

        只要各方努力营造浓浓的阅读氛围,中国传统的书文化一定会薪火相承,渊源流长。

        韦泱

        我对藏书楼情有独钟,凡遇相关资料,必欲先睹为快。对一些著名藏书楼,套用一句古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近闻常熟铁琴铜剑楼已花巨资修缮一新,欣喜之余,油然忆起很早就知悉的千古佳话,关于这座藏书楼五代收藏善本,终归国家所有的隽永故事。

        常熟自古文风淳厚,私家藏书冠称海内。在国内知名的藏书楼就有赵用贤脉望馆、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钱曾述古堂等。而铁琴铜剑楼在这些藏书楼中,无疑是最为著名和出色的一家。其创始人瞿绍基,是前清不得志的小官,后辞归做了乡绅。他嗜书如命,广购善本,十年聚书十多万卷,遂专为筑室庋藏,书楼初名“恬裕斋”。到了儿子瞿镛时代,喜好乃似其父,可谓子承父业,他不惜重金购藏别家书楼散出之精本,仅宋元版本就达三百余种,使更名后的铁琴铜剑楼与山东海源楼,浙江八千卷楼、皕宋楼一起,并列晚清四大藏书楼。瞿氏到第三代瞿秉清、瞿秉渊昆仲时,战乱频乃,私家藏书楼屡屡毁于一旦。兄弟俩千辛万苦将藏书迁徙多处,分而藏之,得于幸存十之七八,可谓功不可没。瞿氏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一改秘籍不示于人的传统陋习,广为刊刻和影印古籍,使之家弦户诵,服务社会。他还留下遗嘱:“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寥寥数语,彰显了古代藏书家化私为公的文化情操。遵循他的遗愿,其儿子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悉数将宋元明清各代古籍善本捐献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为之感慨道:“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

        由这一典型的藏书故事,我想到京城的韦力先生。他是国内巡访、研究藏书楼下力最勤、成果最大的一位藏书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历二十余年,遍访国内大小藏书楼不下百余座。披星戴月,殚精竭虑,奔走于大江南北,“其中之甘苦难于尽述,然却保留下大量资料及照片”。从十多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到正在撰述的皇皇三大卷本记述中国私家藏书楼寻访的专著《落日楼头》,细分缕析藏书楼的渊源历史,积累下珍贵的藏书文化。不少藏书楼,真的藏在穷乡僻壤间,经韦力先生的发掘,遂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得以妥善保护。每获此类信息,是韦力最感欣慰之时。可见功不负人,功德无量。他践行着自己所言:“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到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星移斗转,世事更替。时代列车无情地飞速疾驰,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藏书楼已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年轻一代读者,对藏书楼已无多少形象感觉,只是从字面上获得些许肤浅认知。那么,对于存世几百年的藏书楼,以及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书文化,如何在当下得到传承和弘扬,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首先,藏书楼是中国文化遗产,是应该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近年来,经过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已成为各级主管部门的共识。大家逐渐明白,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宝贝,是文化前贤苦心经营的传播书文化的主要场所,不但要禁止任何野蛮无知的拆除、损毁,而且应列入保护名录,竖碑明示,加以妥善保护。有的作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列入省级甚至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等于说,从法律层面上,给藏书楼增加了一道“保护神”。有的地方,如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等藏书楼,不仅得到善护,还扩大地盘,配置绿花,加固围墙,形成一个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重要人文景观。

        其次,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当更好发挥对于书文化的承继、传导的重要作用。过去的藏书楼,顾名思义是藏书处所,这些藏书楼确实为子孙后代保存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如果没有民间藏书家的大批私人珍藏,古籍善本就难以留存到今日。所以说,藏书是藏书楼的主要功能。但是,它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藏书家及文人学者校勘书籍、读书研究的主要场所。为了使藏书内容准确,没有舛误,他们将多种刊本进行比对,通过勘订,改正原书中的错处,以免以讹传讹。不少藏书家也是功力深厚的校勘家、目录版本学家。对于一些珍稀孤本,还进行刊刻影印,化一为百为千,让天下更多人得益于此。由收藏保护,到研究流布,这就体现出古代藏书楼的两大主要功能。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学东渐,公共图书馆的兴办,加上连年战火不断,私家藏书楼已日见式微,走完了它的历史步履。更因为建国后公共图书馆的一统天下,进行图书资源的集中管控,几乎压尽了藏书楼的生存空间。稍大规模的藏书楼,多是“人去楼空书散”,无甚名气的藏书楼,则随意一拆了之,夷为平地而不复再现也。

        随着近年国家对文化事业支持力度的加强,以及旅游市场的兴旺,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藏书楼,经地方政府的扶植,打造成当地的旅游景点。这当然也发挥了现有藏书楼的宣传作用,让人们亲眼目睹藏书楼建筑之美,了解其历史演变和曾经的沧桑。但是,作为文化底蕴丰厚的藏书楼,总不应满足于如此走马观花式的“到此一游”吧。借助藏书楼这一重要载体,多管齐下,可以有很多措施来加强书文化的传播。在服务读者方面,形成与图书馆、博物馆等错位、互补的格局。比如,可以利用藏书楼的建筑特色,举办书院式的读书分享会。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可以利用古籍碑版的特定内涵,为有特殊需求的读者群,定制古色古香的书籍。也可以充分运用园内的空间,以及周边的廊房,开展古旧书的交易、品鉴等活动。对此,上海的文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文庙在上海,过去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供莘莘学子读书的地方。现在,利用其建筑特色和功能,已成为一个园林式的旅游景点。它的内景池沼流水、花木扶疏,有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地方政府为续接文庙书香,开创性地举办“周日旧书交易集市”,三十余年来,持续强化管理,不但游客兴趣盎然,全国各地的爱书人,都近悦远来,不亦乐乎。这大大提升了文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如同巴黎的塞纳河畔,一个挨着一个的绿色大箱子,组成一长串的旧书摊,不失为城市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由此稍作展开,当“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层面的一种战略时,关于传统书文化的建设,会引起相关方面的更多关注与思考。近年来,一些实体书店的关张或转型,都被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屡屡提起并引发热议。这里有着深层次的问题与症结。建设书香社会,其实质就是打造一条完善的“阅读链”。它关联到书的源头,即编辑出版印刷等生产单位,包括书的存量(古旧书)与增量(新版书);书的流通及贸易 (网售和拍卖也是值得探讨的另一问题)过程,以及书的阅读、交流及成果分享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梗阻”,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书店的书卖不出去了,一种表象的后面,却有多种内在因素,它会连累上端,也会影响下端。于是,书店为吸引顾客,增加销量,使尽浑身解数,软硬兼施,软的方面如组织会员制的读者群,举办讲座、签名售书。硬的方面如豪华装修,增加咖啡饮料、水果点心,加上文化用品的销售,儿童玩耍的园地等等。说好听一点,是创新转型,但其实已远离书店的本义。有位书店老板倒出一肚子的苦衷:这是逼上梁山,无法之法。如果有足够的图书销量,我的店面何苦只留三分之一的地方放书呢!

        书店姓书,天经地义。它是把读者吸引到纸质书阅读上来的载体,而书店式微,成了当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是要让卖书人的需求,买书人的需求,读书人以及用书人的需求,都各得其所,然后才能谈及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

        沪上有家老牌旧书店“新文化服务社”,早期掌门人吴青云老先生有一个“生意经”,谓曰“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我很赞同这种辩证而实用的经营理念。我更希望,这应成为书籍主管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实状况是,书与读者,成了一对矛盾,一种脱节。卖方市场叫屈,连出版社普通编辑都在抱怨:不是不愿增加品种与印量,实在是卖不动。买方市场也在喊冤:不是不愿买书,书价不断上涨,好书不知何处去寻。可见,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

        于是,每年一次的“上海书展”,成了供需见面的赶集日子。以致书展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一次书展,不能解决“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全部问题。各级政府要搭建多种平台,举办类似“文庙旧书交易日”、“思南周六图书展”等等古旧书、新版书的集市。或效仿国外的“跳蚤市场”,使地摊文化成为一种特色街景,定路段、定时间段,在确保交通、环卫的前提下,允许经营。一味取缔其实很容易,但书摊毕竟不能等同于马路菜市。关键是要变堵为疏,管理到位。

        在第二十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各方应努力营造浓浓的阅读氛围,使中国传统的书文化薪火相承,渊源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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