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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战争 中法战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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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8 渡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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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又作清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导致费里政权垮台。

      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名称 中法战争地点 越南及中国边境和近海时间 1883年12月—1885年4月参战方 法国;中国,越南结果 法军不胜而胜,签订《中法新约》

      参战方兵力 法军5000-20000人参战方兵力 清军25000-35000人伤亡情况 2100人伤亡(法军)

      人伤亡(清军)

      清朝主要将领冯子材,潘鼎新,刘铭传,唐景嵩英文名称领土变更 法国得到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主要将领孤拔,利士比,波里也历史背景国际环境中国曾经也是个有很多属邦的国家。缅甸、安南、朝鲜、尼泊尔都是。我们对于属国抱有唯一的一点希望就是它们能来朝贡,我们不去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更不会有殖民通商的经济政策。这些属国同中国的关系也还不错,按时纳粮,请求册封,如此而已。而且但凡属国内部有叛乱,中国都会不计酬劳、跋山涉水地前往摆平。所以,属国对于我们是拥戴的。中国喜欢拥有自己的属国,是一种传统。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古代圣贤君王,都追求使四夷倾心向往,然后散点钱财,传播一下文化。而这些国家多半就是我们的邻国,越南在我们的西南,蒙古在我们的西北,琉球在东南,它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边防线,属于国之门户,唇亡齿寒。

      西方资本主义对清朝的侵略,除了直接攻打外,还有一种就是侵略属国。法国人侵占安南,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因为湄公河不适合航运,把目光转向越南北部,并很快攻陷河内。越南无力抵抗,向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求助。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刘永福身先士卒,冒死冲锋,斩法国数百人首级,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后来,法军屡犯越南,并屡次向驻守越南的清朝军队进攻。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朝廷内部纷争不休。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多次要求朝廷采取抗法方针,曾纪泽还照会法国,极力维护宗主国地位,毫不退步。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最终控制了局面。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址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利维耶(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1881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随即宣布要“为她的光荣的孩子复仇”,拨给东京法军350万法郎,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1881年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

      战前冲突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1882年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882年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战争过程山西之战1883年底,法军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法国舰队强行驶入福建水师的马尾基地,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8月26日 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 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同年,法军侵占中国台湾。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审时度势,放弃基隆,集中兵力扼守淡水,击退侵略者。转而,法军攻占谅山,进犯镇南关。冯子材率部英勇抗击敌人,获得镇南关大捷。冯子材乘胜追击法军,清朝电令乘胜即收,并在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匡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北黎冲突1884年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藉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后战火延至中国本土,1884年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

      镇南关战役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法国议会以306对149票否决军费追加案,总理儒尔·费里旋引咎辞职。但是法国立刻又向越南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国内舆论一片要向清国宣战之声。

      最后结果停战协议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

      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签订条约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

      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

      战败原因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有机会能取得最后胜利,但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使得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其次,清政府之所以对法议和,客观上也是因为英美等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中国一旦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决心,清政府也可能不再如以前那样驯服了,而且危及自己在华的侵略利益。英外交大臣就曾说:“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都会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因此,他们极力施加影响,迫使清政府尽快对法妥协。

      中法战争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预示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到来,也促使维新变法运动和早期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

      首先,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洋务运动开始显露出失败的征兆。

      其一,在中法战争中的马尾海战,中国近代颇具规模的舰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了,福建水师的装备可以说是福建船政局一手组建的,虽然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加重视海军的建设,但海军的建设已经没有象中法战争前那样踌躇满志,一付斗志昂扬的气魄,而是在匆忙组建北洋水师之后就在也没有下工夫了,不仅如此,海战的经验也被“发扬”,这就导致了以后北洋水师的覆亡。

      其二,在中法战争中, 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因为看到中法海军的巨大差距, 坚决拒绝执行清政府关于集中全国的弱舰去马江对抗法军的强舰的命令。地方官员这样拒绝中央政府集中舰队力量对外作战命令的做法, 却为后来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致在甲午战争中, 李鸿章多次提出调动全国海军力量以加强北洋舰队的主张, 都得不到其他三支舰队的支持, 结果, 中国海军变全局的优势为局部的劣势, 以致北洋舰队越战越弱,最后全军覆没。

      其三, 马江之战的惨败以及南洋舰队五舰援台的失败,也许成为中国军舰不敢轻易出洋与敌舰搏战的理由, 致使过后的十年中很少这方面的训练, 导致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的队形混乱, 不成阵势, 最后被日舰各个击破, 损兵折将。后来更只知“避战保船”, 不管战事如何需要海军作战, 却长期龟缩旅顺、威海等海港, 宁愿被日军逐渐消灭, 也不再出战。

      其四, 南洋三舰和镇海岸炮相配合, 终于击退来犯法舰的战例, 使得清政府将军舰与岸炮配合作战, 作为保护海军基地和军舰的一种重要战术。在刘公岛、旅顺口等重要海军基地, 都加强了港口后路的陆上防御, 配置了相当的军事力量。但是, 这也许又成为中国海军不愿出海与敌搏战的又一条理由, 是北洋舰队最后困守刘公岛的滥觞。

      其次,创立了以战争解决藩属国被侵的模式。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 曾发生过法国侵略越南南圻、日本并吞琉球和出兵侵扰朝鲜等事, 这些都威胁到中国的藩属国, 那么, 清政府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呢? 李鸿章认为按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保护这些藩属国, 因此,主张不必为争藩属国“朝贡”的虚名, 而冒与强国开战的风险。但曾纪泽出使法国后, 却在没有清政府训令的情况下, 擅自过问法越纠纷, 并很快就建议清政府出兵慑敌, 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 把外交交涉演变为武装冲突。自此以后, 宁冒战争风险也要出兵干预, 就成了清政府处理藩属国被侵事件的模式, 以致甲午日朝矛盾乍起, 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兵援朝, 掉入日本的战争圈套, 而以惨败告终, 被迫对日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再次,求和避战思想在中法战争后得到加强深化。

      中法战争后,中国的不败而败刺激了列强重新开战,以或更多利益的野心,使他们重新准备好了对中国的开战,英国侵略西藏,俄国侵略新疆,美日相继侵略台湾,和日本积极推行其“大陆政策”并勾结列强准备发动中日战争,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直接导致了列强掀起瓜分中国领土的高潮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以及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定,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也同样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

      第四,导致早期维新思想的萌发和间接影响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尽快找到另一条救国之路,他们找到了维新变法,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在对洋务运动不持否定态度,而且甚至同意并且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展,他们虽然批判洋务运动的弊端局限但仍认为洋务运动是使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中法战争结束后,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也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积极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开始明确要求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君主立宪制度。

      最后,中法战争的结局也导致了近代革命思想的萌发和革命运动的开展。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中法战争时期,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学习,亲眼看到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宰割,清封建统治者的对外屈服投降和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受到极大感动。中法战争的结局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开始认识到,要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推翻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他说过:“予自乙酉(公历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他先投身于“少年中国党”,进行以改造中国为宗旨的政治宣传活动,发表抨击清政府的言论。在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的不断刺激下,他反对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他认为:“欲免瓜分,必先打倒满清政府,别无拯救之法”“中国人民已有相当的觉悟和民族的团结力,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更加高涨,他指出:“清廷威信已扫地无余,人民生计从此日蹙……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不久,他从海外回到广州。筹划反清武装斗争。1905年,他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先后发动了广州、惠州、萍浏澧、黄花岗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政府奠定了基础。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推翻了我国最后一个王朝。因此,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过程中,中法战争的结果是促进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也是导致结束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帝制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法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相当深刻。如果当政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一个世界二号资本主义强国打个平手,借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有利位置来向世界展示其复兴和自强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唤醒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意识情绪,那么反侵略或者赶走列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不是不可以,不可能的。清政府完全可以即借法国国际声誉的一落千丈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以此来对抗列强。显示中国的抗战决心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和能力,唤起中国各民族的抵抗,那么或许中国可以借中法战争来迅速提高自己的国际声誉和地位,那么中国以后的列强瓜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都有可能推迟甚或取消,进而,再借洋务运动的有利条件,一举扭转中国的现状,实现中国的振兴是很有可能的。可惜的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错过了这次机会,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悲哀!

      综上所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法战争是中国反对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但由于清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和妥协退让,中国最后签定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不仅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中外和好”局面,而且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外软弱妥协的心理,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极其邻邦的野心,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中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从此快速展开。

      战后影响1886年—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

      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战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乃加紧建立北洋舰队,并于台湾设省,开始大力建设。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上签字画押之后,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宣告结束。世人因此约丧权辱国,且签订于清军作战获胜之时,故称中法战争的结果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并且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说法不绝于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一些学者也认为,用“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来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不贴切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太大的失败,或者说中国压根就没有失败,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胜利了。说中国失败不大的理由是,《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

      另有学者评价说:“综合陆、海两线实际,乘胜即收是一项有利有理有节的决定。军机处发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旨中说:“现桂(军)甫复谅(山),法即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些出自实情的话语,说明清廷及时把握战机、以战促和,顾及全局的隐衷。”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国虽经这场战争实现了它把越南变成“保护国”的目的,但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使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所以,这场战争是双方均有得失的战争:中国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胜利。

      中法战争怪现象:法军运输需四十天 清军要四个月铁路“福音”听不见自古至今,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骑兵通常能战胜步兵,也是蒙古军队以少量兵力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奥秘所在。海权也好,陆权也好,核心都是机动力。而十九世纪铁路的发明,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

      就在大清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爆发了内战(1861—1865),铁路的战略价值在后一场内战中,同样得到了全面证明。

      于是,以铁路的出现和战略性运用为标志,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由于铁路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六倍于拿破仑时代(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行军速度前进,而铁路不能修到海上,所以空间广阔的大陆性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海洋性国家。

      对于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可惜,这个福音却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清国内的庙堂之上,多是追名逐利之徒,民间虽有一些睿智之士,但人微言轻,难以“上达天听”。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一个空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真正能够洞察世界军事大势巨变的,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马拉火车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时间是1865年(同治四年)。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做起现场实物广告。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隆隆的轰鸣声,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只不过,其达到的效果跟杜兰德的预期恰恰相反,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清朝官民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被清廷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中国境内第二条铁路出现在江南,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时间是1876年,修建者是英国的怡和洋行。铁路全长14.5公里,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英商的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对此,清朝的反应,居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结果,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整条铁路,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还不是封存入库,而是计划用轮船载到台湾,直接沉入大海。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大清国才开始自行修建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其目的,正如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唐廷枢指出的那样,在于“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

      但是,由于保守派以此铁路噪音太大、损伤地脉为由,坚决反对。当这条9.7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在1881年竣工时,却不能使用蒸汽机车,只能“以骡马拉煤车”,上演了“马拉火车”的闹剧。与此同时,洋人们的蒸汽船正源源不断地把外国煤炭拉到中国沿海各个城市大幅倾销。

      无力回天刘铭传大清朝野上下,较早意识到铁路的军事战略价值的,是出身淮系的军人刘铭传。

      刘铭传曾在李鸿章麾下,对太平天国及捻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卷入湘军、淮军之间的派系之争,被迫辞职回到老家合肥。1880年,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写道:“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

      这可谓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到这个时候,刘铭传的老上级李鸿章,也略有所悟。他说过:“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他还感叹道:“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可惜,刘铭传的呼吁,李鸿章的分析,最终却敌不过满朝公卿保护风水的无知叫嚣。

      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军的陆上机动力,居然依旧停留在40多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上。当时,法国人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今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和广东作为双方的前线出发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交战区的谅山(今越南北部省份)一线,法军只需四十天,清军却要四个月!

      中法战争,又一次刺激了清王朝,终于促使清廷高层对铁路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法战争期间,刘铭传复出,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数次挫败法军攻台的军事行动。战后,台湾建省,刘铭传顺理成章当上首任台湾巡抚,并实现自己的夙愿,铺设了最初一段的台湾铁路,以全面推动宝岛的近代化开发。但在更广袤的内地,清廷皇族和官僚们战略思维的些微转变,却无法切实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整整十年时间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总共只修成了约400多公里的铁路。

      中法战争果真“不败而败”?

      在镇南关大捷的背景下,清廷仍然在条约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遂使“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之说不胫而走,流传百年。但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中法战争。在镇南关大捷的背景下,清廷仍然在条约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遂使“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之说不胫而走,流传百年。但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镇南关大捷无改战局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老将冯子材利用采取坚固防御阵地待敌,而后转入反攻的作战方针,毙伤法军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清廷与法国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中法战争图但这只是一个局部胜利。参加镇南关战斗的法军由“143团共有440人的一个营,111团共337人的一个营、外国人编成队共370人的第二营组成,总数为1137名步兵……将全部的后备兵计算在内,全军总数为2137人及十尊大炮”,这点兵力不仅与冯子材麾下约二万严阵以待的清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而且在北圻(指清化以北的越南国土,亦称“东京”)的法军中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1884年2月,北圻的法军已有7995人。到了镇南关战役前,法军将每个连从200人增加到250人,又增加了10个炮兵连,使得总数达到2万余人,另外还有1万多越南傀儡军队供其驱使。其中光是集中于北宁谅山前线的兵力即有1.2万余人。足见侵越法军的主力并未因镇南关战斗的失利受到多大损失。

      诚然,镇南关败北的法军一时犹如惊弓之鸟,兵溃百里。但法国陆军部和前线军事当局迅速采取了紧急措施增援前线。半个月之后的1885年4月14日,北圻法军总数猛增到2.5万人,其数量就已大大超过南下追击的清军(40多营,13000人)。

      此外,清军也没有继续作战的物资储备,几乎是靠随身枪弹追敌,军事后勤根本无法保证战场的需要。而法军则可以利用越南的内河航道,快速运送物资,以至出现法军从南圻到北圻畅行无阻,而援越清军反而接济维艰,孤立无援的情况。

      据《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中记载,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清军士兵甚至到了要用步枪向越南百姓换取口粮的地步。在作战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清军要想收复失地谈何容易,冯子材“自谅城攻克后,该法匪等倍形胆怯,利于速追,勿任延息,以收破竹之效”的战略意图纵有胆气,却不免失于乐观。

      而在越北战场之外的地方,战局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不到一小时内的马尾海战全歼福建水师后,法国舰队横行海上,就在清军收复谅山后的第二天,孤拔率领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岛,建起一个长期围困台湾的据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越南战场上法军镇南关受挫后的不利形势,连慈禧太后事后都承认“朝廷吃亏在无水师”。

      法国占据澎湖对清政府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而法军“得之则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军停船之区”,南洋曾派出五轮赴援台湾,但在浙江海面遭到法国舰队截击,三沉两返。苦守台湾的刘铭传虽然打退法军对基隆、淡水等地进攻,“百战之余,乃至有呼乎天之语”:“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济兵、济械,设法救援。”其师李鸿章亦为之哀叹:“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却无可奈何。

      马尾海战图清廷财政无力继续作战正因如此,镇南关战场的局部失利未能使法国侵略者放弃战争。过去一般认为,镇南关大捷后,法国政府陷入混乱,总理茹费理被迫辞职,法国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因此,清政府不应该停战议和。

      其实,镇南关大捷前,茹费理内阁执行的是外交讹诈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对华政策,因此,法国并没有全力投入越南战场。法军惨败后,法国舆论大哗,声称遭遇了“新的滑铁卢”、“第二个色当”,引发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其下台的原因并非不该发动对华战争,而是反对派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侵略力度不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和形象。反对派议员抨击和换掉茹费理,是希望换一个内阁来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殖民地利益。

      1885年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刚宣布辞职,紧接着法国议会便开始讨论对华政策问题。一些议员先后发言,认为不能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应该设法挽回损失。于是茹费理刚宣布辞职,议会就开始重新讨论对华政策,迅速通过了五千万法郎的增兵议案。一周后,一亿五千万法郎的新计划也顺利通过了,摆出一副扩大侵略战争的姿态。

      相比之下,清政府的财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走向收支平衡。中法战争的爆发既影响生产和税收,又需要大量的军费,这就使清政府在财政上无法应付这一场战争了。

      关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耗费的军费数额说法不一。《清史纪事本末》记载“耗帑金二千余万”;《清财政考略》则说“合计亦在三千万”。由于清政府无钱满足战争需要,只得谕令广东、四川、江西、浙江、江苏、湖南等省供给。但这几个省份力量也都有限。

      战争初期,四川向前线协饷一直是很积极的。但到1884年,它连向奉谕调往云南前线的鲍超军供给粮银所需的十万六千两也拿不出了,积极主战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只好如实奏报:“鲍超军需颇重,措办为难。”与此同时,浙江巡抚刘秉璋也奏报:“浙江省光绪九、十两年地丁因拨京协各饷为数甚巨,此致十年兵饷不敷支销。”其他各省也纷纷奏报“兵饷不敷”,可见当时就连地方各省在财政上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中法战争“兵衅一开,洋税厘金,立形短绌;而各省军需,刻不容缓”,清政府被迫以苛刻的条件举借外债充饷。据史料记载,1885年清廷岁入下降为7708.6万余两,较1881年岁入减少526.2万余两。而这一年借外债却达1359万余两,占岁入的六分之一强,而外债的增加又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战争最后的胜负,根本上取决于实力的高低。清廷必须考虑到危及其统治政权的各种重要因素,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盲目应战最终导致的将不仅是财力、物力的极大消耗,甚至可能是更加苛刻的屈辱条约。从这个角度而言,李鸿章青睐的“乘胜议和”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保藩”意图已难成立清廷以“保藩”为目的不惜与当时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法国开战,以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但到了“镇南关大捷”时,清廷却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无藩可保了。

      在传统的天朝秩序下,越南作为清朝的一个藩属国存在。但在其末代王朝阮朝的统治下,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已经逐渐疏远。自阮朝建立的1802年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850年,阮朝向清政府朝贡只有13次,远较同样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为少。与此相反的是,由于阮朝的建立得到法国侵略者的帮助,越南朝廷弥漫着对法“亲善”意识,甚至在法国侵略者已经强夺南圻的情况下,越南统治者仍在一厢情愿地向侵略者表示“法越一家”。

      阮朝建立者阮福映当清朝为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与法国开战时,阮朝在表面上的表现就是首鼠两端,宣布“中立”。所谓“我国介乎两大,于清则千年藩服,义不容绝;而于法则远水近火,势不容己,莫如中立,以俟两国进止”。

      但实际上,阮朝朝廷已经决心投入法国殖民者的怀抱。就在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1884年6月6日,阮氏朝廷撇开清朝,与法国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公然宣布越南接受法国保护,还将清廷颁赐的玉玺当众销毁,以示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之后,阮朝甚至公然四处出告示严惩协助清军的官民,并命令抗击清军。这不仅使在越南的清军变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无名之师,而且使法军在各方面都获得新的支援。甚至法军进攻驻扎在北圻的清军时,有大批越南天主教民组成兰衣兵参战,还有大批教民替法军运送枪炮弹药和军需品。

      在已经无藩可保的情况下,清朝选择挟镇南关大捷之威,尽快从越南的漩涡中解脱出来,承认越法之间的既成事实,换取法军从属于中国领土的澎湖台湾撤军——毕竟,“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

      《中法新约》局部后世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所谓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只能是从局部某些战役来说。从全局来看,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是不现实的。清政府能取得一个不赔款不割地的停战条约,已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60年中仅见之例。

      “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1、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2、广西社会科学编辑部编:《中法战争史专集》,1986年。

      3、何平立:《略论中法战争之军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03期。

      4、关威:《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暨南学报》200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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