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座千年古都；历史上，因长期处于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汇处，故而，曾融合了众多民族的文化、习俗与语言。
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京腔京韵北京话。
譬如，对于“吃”，在北京方言中就有多种表达方法。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普通话与方言》相声段子里就有这么一段:“一个馒头，可以说把它‘开’了，把它‘餐’了，把它‘捋’了，把它‘啃’了，再添一个字，来，把它‘点补’喽！”
此外，在表示“吃”这一词语中，元代杂剧《灰阑记》中还有“嘬哺”一词:“兄弟，你嘬哺着，我拿那奸夫奸妇去也！”
朱居易先生在《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中，就把“嘬哺”一词解释为“吃喝”。
这与现在人们仍常说的那句方言“咱哥们儿上哪儿嘬一顿去”的大吃大喝，具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既透着有点儿风趣幽默，又显得十分生动形象，较比直接讲“吃喝一顿去”，要婉转得多。
日常生活中，北京人将受他人牵连的事称作“吃挂落儿”；把那些“暧昧、隐蔽之事”统称为“猫儿腻”。
常爱说:“你别老是跟我玩儿猫儿腻”，或是“那点儿猫儿腻还瞒得了人？”其实，“猫儿腻”是从“猫溺”即“猫尿”演化而来的，因为猫撒尿后，总爱用爪子将其尿用浮土盖上，故而说“玩猫儿腻”常指隐私之事或背后的小阴谋。
对“哩格儿楞”这句北京话，外地人恐怕听了也很难懂，其实是指油嘴滑舌或花言巧语之意。
例如说“你少跟我玩儿这些哩格儿楞！”就是你别花言巧语、云山雾罩地绕弯子，有话直接说的意思。
对“嘎七马八”的这句北京方言，外地人也不好理解，这是指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或什么样的东西与人都有，混在一起了的意思。至于若不是真见到自己的姥姥，而在一句话的后边挂上“姥姥”二字，那一定是句骂人的话，或者是“没门儿”的意思了。
有时，北京人还总爱将所说的一个词尾挂个“子”字，如“起哄架秧子”、“嘎杂子”、“少爷秧子”、“老爷子”等等。
甚至在称呼人时，或在其名后或在姓后也要加个“子”字，如“骆驼祥子”，即是在其名“祥”字之后，又加了个“子”字；再如“华子”、“贵子”、“柱子”……皆是在其名后加了“子”字；若是称“小李子”、“郭子”、“孟子”、“叶子”……则是将姓后又加“子”字了。
北京方言的复杂性，在这里表现的比较典型，虽然后边都加带了个“子”字，但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
“起哄架秧子”、“嘎杂子”、“少爷秧子”是贬意，“老爷子”是尊称，“祥子、华子、贵子、柱子”及“小李子”、“郭子”、“孟子”、“叶子”则是昵称，表示亲切之意。 追根溯源，北京作为古都，始终被人视为“风水宝地”，其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陈腐过时的方言逐渐消失，已少有人用了；而有些方言则至今却仍有一定生命力，如礼仪用语“贵姓”、“借光”、“宝地”、“府上”等，这大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或流传罢。
不过，北京方言也一直有所发展和变化，如解放前多称呼人为“先生、小姐”，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统称为“同志”了；七十年代以后，多称为“师傅”，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人又改称人为“先生、小姐”了。
其实，北京方言是生活在大杂院、小胡同里的下层市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因而多带有一种“市井味”。
故此，在那些公文、报告、讲话中也极少使用方言。
但北京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京派京味作家。
故无论从元代的杂剧，还是到近代的话剧，其中皆伴有方言:尤其是小说，作品中的北京方言更被广泛使用。
这其中，话剧以老舍的《茶馆》、《龙须沟》，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小说以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代表；
此外，还有现代作家邓友梅的《那五》、《烟壶》，汪曾祺的《安乐居》、《晚饭后的故事》，韩少华的《少管家前传》、陈建功的《找乐》、刘心武的《钟鼓楼》等，都可称之为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作；作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更是把北京方言运用得活灵活现。倘若这些京派作家失去了“京味”，恐怕也便失去了独特风格，失去了典型性，也便没有了生命力。正因这些作家写的是北京人、北京事，作品中的北京方言带有浓郁而独特的“京味儿”，才使他们的作品有了很强的生命力。著名红学家俞伯平先生在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时曾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
因此，他由衷地赞美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 古都北京，美轮美奂，应该说，其独特的京腔京韵北京话，也是这座古都的特色风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