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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称谓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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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社交称谓语的“同志”一词,曾经是老少皆宜、男女通用的泛尊称,也曾经是区分敌我的标志。现在它又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新义项,即“同性恋”的代名词。“同志”在现代汉语中从无到有及其兴衰变化,是历史变革的产物、社会变化的缩影以及文化因素的反映。 在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据《辞海》,“同志”连用最早见于二千七百年前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说文》中指出:“同,和会也。”“志,意也。”可见,古汉语中的“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单音词连用,用以表达“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学者胡范畴曾经说过,在汉语史上“同志”最初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谓语。 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那么,“同志”作为称谓语始于何时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志”作为称谓语大概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在注解《周礼·大司徒》时即说过:“同志日友。”虽然此处还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义,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处已经用来代称他人。也有人说作为称谓语的“同志”成形于晚清,是由外来语发展而来的。在西方,英文comrade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然而,到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志”称谓开始衰落。“同志”这一称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动荡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强化,走向极端。“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作为称谓语失去了以往独步天下的泛尊称角色,并且作为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丰富的称谓重返舞台,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正当“同志”作为泛尊称淡出大众语汇这个大舞台时,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如“某某同志”这样做称谓用,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上述地区的社会各界都采纳了这个用法,例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认识同志手册2001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林奕华本人曾表示:自己希望用来取代同性恋的“同志”一词是由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联想而来,一方面希望指出仍然需要努力,另一方面则希望将讨论的焦点从性取向转移到性别议题。此后许多关注各种不同性别议题的人士都希望能用“同志”一词联结、包含、代表更多人。目前“同志”一词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已扩大到国际上通用的GLBT四大族群,也就是男同性恋者(Gay)、女同性恋者(Lesbian)、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由于大陆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同志”这个称谓,这使得同性恋这层含义反而后来居上。尽管这一层新的含义在大陆地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使用,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和文件对这一外延含义基本不予采纳。 称谓语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经历着漫长的变迁,除了语言词汇本身的自然更替以外,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见:封建社会君臣之间须“名正”才能“言顺”,君主自称“朕”,臣子称君主“陛下”,自称“臣”、“卑职”甚至“奴才”。进入到现代汉语时期,依然可以看出称谓的时代变迁。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果一位青年男士向一位青年女售货员说“小姐,我要件40号衬衫”,女售货员肯定不高兴,甚至会把他当作调戏妇女的流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里,称呼语“小姐”、“女士”、“太太”甚至“先生”都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增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这些称呼语逐渐失去了贬义,为人民所接受。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体党员以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理想,“同志”称谓迅速在党内普遍使用。正是由于产生时字面带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义以及最初在政治团体内部兴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称谓逐渐成为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神圣称呼。可以说,“同志”一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民主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称谓使用是一种交际行为,是文化内涵的渗透,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汉民族的人际关系中等级观念极强,情感色彩浓厚。“同志”称谓鲜明地体现了平等、亲和的内涵。人们在相同的理想和目标的感召下聚集到一起,无等级门第、尊卑长幼之分,“同志”这一称谓契合当时革命政党推翻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平等的要求。但是,在“文革”之后,这一称谓所包含的情感色彩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港台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政治色彩淡化、人情色彩加重。正当“同志”称谓不断被取代的时候,该词又发生了语义降格,增加了新的义项。王均熙在《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将“同志”解释为“同性恋”。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语地区,如港、台、新、马,都已接受这一称呼时,中国内地,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中老年人对“同志”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谊,还不能接受这样的语义降格。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一新义也已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关注流行文化、追赶潮流,对“同志”所表达的那种深刻内涵没有切身体验的青年人提及“同志”很容易联想到同性恋之意。在称谓的使用上,为避免误解,年轻人多用其他人称。 尽管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志”称谓一度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称代系统中,不同的称谓形式都应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不可能某个单一的称谓形式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流行及使用之后,“同志”淡出,而其他称谓复苏的现象成为必然。另外,“文革”中的唯政治论使国家和人民饱受创伤,人们希望疏离政治生活,淡化政治色彩的想法使得“同志”称谓几乎在普通人生活中销声匿迹。再则,“同志”称谓的变化与新时期多元化的人际关系有关。改革开放冲退了以往“政治统帅”的极“左”思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样,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姚汉铭先生在《新词语·社会·文化》中所说:“人际间的称呼继续向着淡化政治色彩、加重人情色彩的方向发展。”作为称谓语的“同志”也确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与“先生”、“小姐”及亲属称谓相比,“同志”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有些冷漠和疏远。比如,称呼老人时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爷爷”、“奶奶”等往往要比称“同志”显得更加亲切。 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回归,两地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源自香港的“同志”一词的语义降格,渐入中国内地。而且,随着中国内地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比例较大,使用频率较高。年轻人本身就更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他们大多较为崇尚港台文化,这使得他们成为接受“同志”新义的主体人群。相比其他称谓,如“老师”、“先生”等,“同志”称谓似乎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几乎与历史事件有着同步或者稍稍滞后的演变,这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以语言的力量影响着经过社会生活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 “同志”称谓的语义降格也符合Brow和Gilman关于语言称代系统语义变化的发现,即“始于尊贵,终于轻贱”的语义降格趋势。其次,Mc Connell-Ginet认为,词汇原本是相对“空泛”(empty form)的形式,使用者可根据其特定的历史通过某种新奇的用法赋予其特定的新义。一般说来,社会的发展促使新生事物出现,从而产生新的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可以是新的语言形式,也可以是被赋予新义的旧的语言形式。最后,作为一种通性(epicene)称谓形式,“同志”的语义降格也可通过社会语言学性别歧视研究得到解释,即称谓形式上的语义降格不是发生在女性所指之上,就是表现在通性形式之上。 总之,汉语中“同志”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社交称谓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交际称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这种变化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也是社会语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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