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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科幻 谈中国科幻小说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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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成为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到来的标志。

    郑文光是出生在越南海防的华侨,解放初回国。郑文光受过系统的天文学教育,象当时的很多科幻作者一样,学术研究是他的主业。郑文光自幼喜文,十一岁就在越南的《侨光报》上发表作品。这样的经历使郑文光具有超过一般自然科学家,甚至超过一般科普作家的功底。 《从地球到火星》是一个短篇。讲的是三个中国少年渴望宇航探险,偷开出一只飞船前往火星的故事。虽然篇幅不长,情节也不复杂,但却是新中国第一篇人物、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郑文光又发表了几个短篇,以1957年发表的《火星建设者》为最成熟。该文曾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采用了当时科幻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悲剧写法,讲的是在共产主义大同世界里,人类开始在火星上建设基地,虽经多般艰苦奋斗,仍然由于当地细菌的侵染而功亏一匮。

    值得注意的是,郑文光于1958年在《读书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谈谈科幻小说》的文章。该文几乎谈到了科幻文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如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科幻小说对古代神话的继承关系、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如何与真实的科学相区别,等等。自此以后四十多年,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中国科幻界竟再无大的突破,而只是一直就这些问题与不了解科幻艺术的外界舆论反复争辨。其理论探索的停滞颇为可叹。

    继郑文光之后,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科幻作者。他们有些是科幻文学的自觉探索者,有些是计划体制下被要求来写科幻的科普作者,或少年儿童文学作者,戏称为“抓壮丁”。因为当时的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体制,苏联文学中有科幻这个门类,中国也要有。只是当时没有专门划出“科幻文学”这个单独的分类,而是将它视为科普创作或少儿作品。相应地,科幻作者的艺术贡献如果要得到承认,则需参加各级科协下属的科普作协,或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协。这个惯例延续至今,使出版界一直将科幻文学视为某种儿童文学,或者某种科普作品,而其真正的家园——文学界又不承认它的价值。这种现状极大地约束着科幻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科幻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削足适履地适应出版社科普作品或少儿作品的标准。

    天津的迟书昌是当时那批科幻作者中出色的一位。拜一个文抄公所赐,98年5期的《科幻世界》上刊登了他写于五十年代的《起死回生的手杖》。全国各地读者纷纷来电或来信,揭发这一抄袭行为。揭发者多为二十岁左右的新一代科幻读者,说明优秀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跨越时间的障碍。迟书昌还写下过《大鲸牧场》、《割掉鼻子的大象》等优秀科幻作品。

    四川的童恩正是一位专业考古工作者,他经常从考古研究中发掘科幻题材。创作出了别具特色的作品。如《古庙奇人》、《雪山魔笛》、《石笋行》等。江苏的肖建亨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作者,创作有《布克的奇遇》等作品。

    六十年代初以后,由于政治环境趋紧,中国科幻小说的第一次高潮在没有什么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无疾而终。

    这一次高潮中的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普遍充满朝气,这既是受当时蒸蒸日上的社会大环境感染,也是因为大家对科幻这样一种新文学样式抱着很大的探索兴趣。第二,当时的作者创作水平与读者的欣赏能力比较吻合,使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会共鸣。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刊出以后,就曾在北京地区引起观测火星的热潮。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追求科学知识的风气,而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并不高,眼界也不宽,那种浅显的科幻作品符合大众的欣赏能力。

    第三,当时的科幻创作普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放不开手脚,以至于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的科幻作品缺乏科幻艺术的重要特点——想像力。小说必须有矛盾冲突,安排矛盾冲突就要安排阴暗面。这在当时的普通文学中还好处理,美帝蒋匪都可以当作反面人物。而科幻作品经常要描写未来,在几十年后,这些阴影面还没有被斗倒斗垮么?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么?有这样的顾忌,许多科幻作品不得不去掉情节,写成科学技术参观记的形式。

    第四,极左影响在作品中也有表现。象《割掉鼻子的大象》、《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都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创作的,故事情节有浓厚的“放卫星”的色彩,体现着当时创作上的尴尬。值得一提的是,《共产主义畅想曲》的作者郑文光先生在晚年没有掩饰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瑕疵,在其七十寿辰的纪念文集中选入这篇作品,给后来者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

    一九七六年春,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月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这次科幻高潮实际上就是上一次高潮的延续。不仅这次高潮中的主力作家仍是第一次高潮的那些位,甚至某些作品,如《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都是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完稿的。只是由于时运不济,等待了漫长的十多年才得与读者见面。正因为如此,这次高潮几乎没有经过上升期,仅两三年就达到了顶峰。

    叶永烈算是第二次高潮中的“新人”。他也是一位科普作家,六十年代初参与编写了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他的科幻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于一九六二年,文革时为躲避造反派的抄查,曾将这部手稿东存西藏,使之幸免于祸。一九七八年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家长给子女必买的流行图书,并且成为新一代科幻迷的启蒙读物。十几年后作的一次科幻迷调查中,相当多的人承认该书是自己一生中读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叶永烈的科幻作品还有《金明、戈亮探案集》等作品。如今,叶永烈仍笔耕不缀,但已经不是科幻小说家,而是国内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

    金涛也是此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作者。在郑文光等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

    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郑文光在这次高潮中又创下了一个新纪录:1979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该作品延续了《从地球到火星》的“事故加冒险”的故事框架。但场面更为宏大,人物更多,刻划上也更出色。当然,作品里的宇航距离也更远。

    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也创下了两个纪录:第一篇由文学界最高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发表的科幻小说,第一篇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广播剧反复广播,大大扩展了科幻艺术的影响面。

    四川理工学院的刘兴诗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第一次科幻大潮时,他就创作了《美梦公司的礼物》等少儿科幻作品。第二次大潮中,刘兴诗推出了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美洲来的哥伦布》。该作品与《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列为当时硬科幻与软科幻两个流派的代表作。该作品讲的是一位苏格兰青年为了证明四千年前印弟安人曾凭独木舟从美洲驶到欧洲,独自一人在无任何现代化设备可以籍凭的条件下,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这篇既无神秘事件,又无高新科技发明的小说能成为硬科幻的典范,实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它讲的虽然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但却是层次更高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判决性实验”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一篇科学主题和社会主题结合得很好的作品。它讽刺了白人至上主义,因而在当时的殖民地香港引起轰动。

    在这次科幻大潮中,科幻作者们不断向科幻创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终于产生了两部二十万字以上的长篇科幻小说。第一部是黑龙江作家程嘉梓创作的《古星图之谜》,讲的是中国科学家们探索外星人留下的文明遗物的故事。小说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科技人员的生活风貌,是较少的科幻与现实结合较好的作品。

    另一部是北京的宋宜昌创作的《祸匣打开之后》。宋宜昌是位风格严谨的科普作家,该作品是那次科幻大潮中最近似于西方科幻小说标准的一部作品。其主要故事情节是:几十万年前一对寻找殖民地的外星人驾飞船来到地球,生命枯竭。死前留下十几个冷冻胚胎。二十三世纪时,一场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冷冻胚胎迅速发育成个体。开始操纵先进武器,发动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投入抗战。最后在友好外星人的帮助下打败了侵略者。

    这部小说彻底摆脱了以往大陆科幻作品局限于局部事件或小发明的样式,将整个人类作为主角来描写。气势恢宏,场面浩大。表面上看,该作品与今天的美国影片《天煞》题材相似,但没有后者中的沙文主义倾向。虽然以中国人为小说主人公,但也分出相当笔墨,描写世界各国组织的反抗斗争。甚至有南太平洋土人用“土法”摧毁外星基地的情节。

    这个时期,科幻作家们不仅继续在创作实践上摸索科幻艺术的规律,而且也进行专门的理论探索。八零年由中国科普出版社出版的,黄尹主篇的《论科学幻想小说》一书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探索成果。

    在这个时期,科幻界与纯文学界的关系也很融恰。相当一批纯文学刊物刊载科幻小说。象《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作品还获得过纯文学奖项。直到今天,双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恢复到如此水平。

    正当科幻界同仁准备将中国科幻水平再推高一步的时候,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科幻文学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矛盾焦点是将科幻作品中的”科”视为”伪科学”,进而认为是反辩证法,反马列的因素。受批判的作品有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金涛的《月光岛》等作品。第二次高潮就在这样的外界压力下夭折了。

    尽管是从头开始,第二次高潮仍然比第一次高潮有了明显进步。首先是科幻作品的社会影响远大于第一次高潮,甚至大于现在。当时科幻界有五个专门的发表园地: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成都的《科学文艺》、黑龙江的《科学时代》以及黑龙江的《科幻小说报》,被业内人士称为“四刊一报”。这样多的专业科幻报刊,在数量上超过了前苏联和日本,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些报刊最初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发行量。单行本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更是发行到了数百万册。当时,科幻电影、科幻电视剧、科幻广播剧等也都有发展,初步展示出科幻艺术特有的“多媒体化”的特点。这些作品应合了十年动乱之后,社会各界迫切渴望思想解放的要求。推动了整个社会形成面向科学、面向未来的气氛。

    其次,在这一次高潮中,首次在我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科幻迷群体。大量的中国科幻原创作品、国外科幻名著译本以及逐渐涌入的科幻电影,使得爱好科幻的人可以进行不间断地欣赏,而只有不间断的艺术欣赏才能使人真正深入了解一门艺术。这些科幻迷中的不少人成了新一代中国科幻事业的主力军,并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奠定了最坚固的基石。

    这次高潮中的许多作者也达到了其科幻创作的顶峰。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这些作者经历了痛苦的磨练,人格与创作经验都臻成熟。科幻作品的内涵与分量都有明显增加。

    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第二次高潮也有它的不足。当时政治严寒刚过,文学工作者都放不开手脚。不仅是科幻作品,就是纯文学作品也还充满了套话、官话。这种现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最终从文学创作中清除,而那时,大部分老一代科幻作家都已经撂笔。留给后人的是一批本应更成熟,但却无奈地保持幼稚特征的作品。可以说当时那些科幻作品几乎不能真正代表那一代作家的真正实力。

    那时,科幻创作再次进入国家文艺体制内,无论是“四刊一报”还是单行本科幻原创作品,都是在计划体制下的出版机制中诞生的。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没有面对市场的心理准备。致使后来国家放弃对科幻艺术的支持后,科幻艺术便一蹶不振。

    由于那时中国开始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加之当时中国并没立刻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国外第一流的科幻小说得以方便地进入中国,使科幻迷大饱眼福。想象奇特,构思巧妙的西方科幻作品大大提升了读者的欣赏口味。同时还第一次在中国形成了读者的欣赏水平超过本土作者创作能力的局面。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与第一次高潮的衰退不同。第二次高潮并没减弱到“零水平”,而是在一个低谷中徘徊了相当长的时间。八十年代后半叶和九十年代初。新的科幻作者仍然在推出他们的作品。北京的吴岩、上海的姜云生等人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同时,翻译工作者也在继续努力地引进国外科幻精华。科幻电影也在另一方面培养着中国的科幻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倪匡的通俗科幻作品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大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的倪匡作品没有正版货。但就是这些盗版作品,竟成了不少九十年代科幻迷的启蒙读物。

    在这时,以前的“四刊一报”被要求自负盈亏。《科幻小说报》发行了九期而夭折,《科幻海洋》和《智慧树》相继停刊,《科学时代》改名为《家庭生活指南》,并彻底改变了刊物方向。中国大陆的科幻园地只剩下了《科学文艺》一家。中国科幻的第三次高潮就是由这家刊物推动并持续至今的。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可能对中国科幻发展起着非常作用的事情,就是《星云》的创办。《星云》是中国大陆第一份科幻迷自办的刊物,1988年由黑龙江伊春市的科幻爱好者姚海君创办。最初仅仅是份油印小报。在吴岩、星河等众多科幻工作者的支持下,这份刊物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慢发展起来。通过多年摸索,九六年左右,该刊已经确定了以理论为主的办刊方向。排版与印刷也几经发展,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准。目前,这份刊物已经由中国科普研究所承办。在总共发行的二十七期中,刊载有几十万字的理论与评论文稿。是研究中国科幻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大陆科幻事业的第三次高潮可以从一九九一年《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国际科幻大会算起,也可以由一九九三年《科幻世界》改版为面向中学生的刊物算起。这两个事件都大大恢复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

    《科幻世界》,原名《科学文艺》,一九七九年创刊。初为丛刊,后为双月刊。94年以后改为月刊。在《科学文艺》时代,该刊与那时的其他科幻报刊一样,采用一种今天已基本不存在的编辑方法,就是将科幻小说作为“科学文艺”大概念下的小品种。“科学文艺”是中国科普界使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概念,指的是用文艺的手法来宣传科学的一系列作品,其内涵包括“科学小品”、“科学诗”、“科学散文”、“科学家传记”、“科学童话”等。科幻小说被包含在其中。这个分类方法尽管存在了几十年,并且至今还在科普创作中有影响,但从未受到广大读者承认。除科幻小说外,其它那些“科学文艺”品种也从未流行开来并产生社会影响。

    现在看来,以往许多关于科幻文学归属的争论都与这种硬性的分类方法有关。这种分类方法表明其提倡者还没有把科幻当成一个单独的文学和文化概念,仍然把它当作一种宣传工具或手段。然而,对于广大科幻迷和主要的科幻作者来说,科幻文学早已是一种独立的“亚文化”形式。它有它的独特历史、传承、人物,有独特的形式,甚至独特的符号和标志。科幻迷对它也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认同感。

    早期的《科学文艺》团结了包括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周孟璞等四川科幻文学作者。使成都成为北京和哈尔滨之外的又一个中国科幻创作基地。发行量也达到过二十万份之巨。八十年代中期,该刊与天津的《智慧树》联合发布中国科幻银河奖,后来这个奖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中国科幻创作水平的最高标志。

    八十年代未期,该刊也开始自负盈亏,从省科协独立出来,并由内部民主选举主编。杨潇成为该杂志社的负责人并一直至今。《科幻世界》能将中国科幻的旗帜坚持至今,与杨潇本人的个人努力分不开。杨潇青年时正遇上山下乡运动,因此知识功底在学历普遍较高的科幻界并无优势。但杨潇富有直觉和想象力,且肯于钻研。每每在杂志社遇到困难的时候,杨潇凭借着向员工讲述她好科幻事业未来的坚定信念,而能收到鼓舞员工的效果。可以说,《科幻世界》以及当今的中国科幻风格很大程度上打上了她的烙印,尽管她在广大科幻读者心目中是个神秘的“幕后人物”。

    为探索市场,《科幻文艺》于一九八九年改名为《奇谈》,想走通俗科幻文学的路子。尝试一年后发现不成功,最终改为《科幻世界》。当时仍然与以前的《科学文艺》一样,将读者定位为成人。但在不断的市场调查和与读者交流中,大家发现科幻小说的主力读者是青少年学生,遂于九三年改为面向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刊物,并一举成功,甚至成为发行量居世界第一的科幻刊物。

    《科幻世界》培养了中国目前最出色的一批科幻作者。由于发行量巨大,影响面广。在《科幻世界》上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后来开始给其它刊物和出版社供稿。而在其它渠道发表科幻小说的作者则很难有这样的成功。由于读者面广,该刊的作者得以有机会经常与广大科幻迷接触,并提高自己的水平。

    王晋康是这批作者中的代表人物。他是河南南阳人,河南作协会员。以前一直兼职从事纯文学创作,但无较大影响。后来在偶然的机会里发现自己的儿子喜欢科幻类的作品,遂在与儿子的交流中写下了《亚当回归》一文,获得当年的银河奖。并由此走上科幻创作之路。王晋康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三样科幻作家的基本素质。实力均衡,创作力至今不衰,成为大陆科幻创作水平的最高代表。

    绿杨是又一位代表作者。绿杨本名李钜康,安徽贵池人,职业是医生。自一九七九年在《科学文艺》上发表作品后,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不断创作至今。其代表作《鲁文基系列》是科普类科幻的标志。

    北京科幻作者群是大陆科幻界有特色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吴岩的努力。吴岩是北师大教育管理系教师。早在八十年代初读高中时就开始发表《飞向虚无》等科幻作品。后来一直是青年科幻作者的代表,并且是国内最早涉及科幻理论研究的人。九十年代初,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在北师大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科幻选修课程。该课程既是一门作品鉴赏课,又是一门创作辅导课。一大批青年科幻迷通过这门选修课成长为科幻作者。他们中有目前尚在北京的星河、杨平、严蓬、凌星、江渐离等,也有当时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回到外地的潘海天、苏学军、裴晓庆、柳文杨等人。这些人为中国科幻读者奉献了多姿多彩的作品。

    星河是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已经由一位业余作者成长为职业作家。并负责《知识就是力量》科幻版面的编辑工作。星河的代表作有长篇《残缺的磁痕》,中篇《决斗在网络》,短篇《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等。在青少年中拥有很多读者。

    周宇坤目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硬科幻的倡导者。周宇坤的创作十分用力。按他自己的介绍,每写一个短篇都有要读一个大部头科学专著。周宇坤的代表作有《脑界》、《死亡飘移》、《汇合第十行星》等。

    韩松是北京科幻作者群中的“异数”。他不苟言笑,在作品中也没有“京味调侃”的痕迹。韩松是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目前为新华社记者。拥有多年外事工作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明显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风格。成为目前中国科幻界在文学水平方面的一面旗帜。

    天津科幻迷经过多年学习和交流,目前已经形成了仅次于北京的国内第二大作者群。代表人物有荆戈、冯志刚、王麟、张卓、舒东、李梦吟、刘健、星仔、李奕、董轶强等人。他们的作品充满青春朝气,受到学生读者的喜爱。

    湖北作者刘维佳是注重作品思想内涵的一位科幻作者。他多次阐述自己的创作观点,核心为:科幻小说就是哲学小说,思想价值是科幻作品的首要价值。刘维佳的作品有《我要活下去》、《黑太阳升起来》、《高塔下的小镇》等。

    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在科幻这个圈子里,女性总是少于男性。对于一种题材范围宽广,科技含量高的文体来说,目前的女性作者确实有她们的弱点。但经过多年努力,也有一批女性作者在科幻文坛上留下的自己的优秀作品。其中主要的凌晨、赵海虹、于向昀三位。凌晨是北京一所中学的理科教师,也是较早就开始科幻创作的。代表作有《猫的故事》、《天隼》、等。以精雕细刻为其作品的特点。赵海虹是杭州人,外语系本科毕业。接触科幻时间不长,但属于发展迅速的一类作者。文笔有男性化的风格。代表作有《“默”系列》、《桦树的眼睛》等。于向昀创作有三十万字的长篇科幻《无法确定》和《天罚》、《泽曼星轶事》等短篇。文风泼辣,对话描写精彩。

    一九九四年,山西省科协创办了一本科幻刊物——《科幻大王》。该刊最初主要定位于卡通市场。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转向科幻,目前仍然保持着一半卡通、一半科幻文字作品的特点。并且在卡通部分也有许多改编自科幻小说的作品。《科幻大王》的影响力不及《科幻世界》,但它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又一个了解科幻的窗口。由于《科幻世界》版面有限,众多同一水平的作者无法如愿以偿地推出他们的作品,便在《科幻大王》那里寻找出路。使之成为又一个科幻园地。几年来该刊的作品水平迅速上升。

    经过长期准备,曾经创办过《智慧树》的天津新蕾出版社在世纪之交时推出了又一本科幻刊物——《科幻时空》。该刊容量大,档次高,预计将成为推动中国科幻事业的又一个强劲的发动机。

    受版权公约的影响,再加上前一时期对科幻选题比较内行的编辑们纷纷离开这个领域,第三次科幻高潮中的翻译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状态。寥寥无几的一些科幻译本主要是在“炒冷饭”:翻印凡尔纳、威尔斯、别利亚耶夫、阿西莫夫等人的作品。但在九十年代末,一些出版社,如福建少儿、河北少儿等纷纷推出很有分量的科幻译作,突破了以前科幻翻译截止于“黄金时代”的无形界限。使中国科幻迷得以见到晚近时期的科幻代表作。这其中,《科幻世界》杂志社凭借其与国际科幻界的长期交往,引进了一大批优秀科幻作品。而郭建中、吴定柏、孙维梓三位翻译家则是引进外国科幻艺术的主力先锋。

    纵观整个九十年代。大陆科幻事业完成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真正将科幻文学置于市场的基础之上。虽然从目前情况看,科幻文学的影响面还远不及纯文学。但在面向市场这个基本功上,科幻文学界可以说已经毕了业。比起面对“断奶”一片忧虑的纯文学界有根本的不同。相信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文化事业进一步市场化,中国科幻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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