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夫
达斯科·波波夫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双面间谍。
他委身纳粹的“狼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种种危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谍报生活堪与伊恩·费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相媲美，而且其间谍生涯的紧张性和危险性更加激动人心，充满着罪恶与仁智的殊死搏斗。
他被西方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具有巨大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连前英国情报机关的头子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对他赞叹不绝，说他“太诡计多端”。
朋友，如果想当间谍，请谨记达氏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太认真对待生活为好。”
初闯“狼穴”
1940年2月的一天，正在南斯拉夫家中度假的达斯科·波波夫忽然接到柏林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波波夫看见电报后便火速赶往约定的地点。尽管路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但波波夫驾驶的bmw牌汽车还是奋勇向前，车后扬起漫天的烟尘。
这个约翰尼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约见波彼夫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约翰尼是波波夫在德国南方布雷斯高的弗赖堡大学结识的挚友。当时已是战云密布的1936年，当两人在奥斯兰人俱乐部里邂逅相遇时，都不禁为对方令人愉快的性格和谈吐所吸引，很快便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以至于相交不久双方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最亲密的生死骨肉之友。因此在波波夫收到那份措词精练的电报时，为友谊所驱使，焦急不安地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旅途。
果不其然，波波夫终于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好友约翰尼。约翰尼看上去忧心忡忡。他要了双份纯白兰地，一杯接着一杯地往下喝，烟也抽得很厉害。他一见波波夫，便没头没脑地倾诉起自己的万缕愁思来：“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比狼犬还敏感的间谍的帮助下，他可能会吞并全世界。”隔了一会儿，他又盯着波波夫，真诚地说道：“伙计，现在我急需你的帮助，需要立即行动。德国有5条船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一条是我的。我已设法搞到许可证，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
“哪个中立国愿意购买这些船呢？”波波夫反问道：“如果英法拒绝承认许可证，那么他们将先下手抢走这些船只。”
“对了，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你必须利用你有利的社会关系，去办成这笔生意，而且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听此言，波波夫一下子就明白了：“约翰尼是要策动我当一名纳粹间谍！”
但不知为什么，波波夫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并且觉得此举深合自己的心意。因为他正想借助自己国家的特殊地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与德国亲善的中立国）为反法西斯事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约翰尼取得一致意见后，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并对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几天以后，伦敦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两周后，接到通知的约翰尼从柏林带来必要的文件，将德国货船易手他人。
事后，两人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只不过两人庆祝的目的不同，达斯科为自己对英国有所帮助而高兴，约翰尼则是由于赚了一笔大钱浑身舒畅。）酒过三巡，约翰尼对波波夫说道：“我是阿勃韦尔（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上次请你帮助也是头示意让我这么做的。他对你的行动非常满意，他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波波夫一听，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你们的头是谁？他为什么选中我？”
“我们的总头叫威尔希姆·卡纳里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和我们俩很相近。我在他面前极力推荐你，说你是个谍报天才，能派上大用场，于是老头便让我试一试。结果没想到你干得这么漂亮！我想，你一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吧？”
“我……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哦，一开始并不需要有什么惊人之举。只要搞一些有关英法方面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象你这样经常混迹于外交界和政界的人很容易搞到这样的东西。”
“好吧，约翰尼，看在你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个忙。”
“你现在就着手搜集情报。至于和头何时见面，我会通知你的。”
于是，波波夫又去找了英国商务参赞，把有关情况向他一一说明。这位矜持的英国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继续与那个家伙保持联系也许是件好事。你所需要的情报我会派人送给你的。”
过了半个月左右，约翰尼领来一位德国使馆官员，对波波夫介绍道：“这是门津格少校，我的顶头上司。他想跟你聊聊。”接着，门律格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在英国有许多情报人员，其中不少是很精干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到处能通行无阻。你的社交关系可以打开许多门路，有些情报不是马路上可以搞到的，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同样，我们也会十分慷慨地报答你。
达斯科按照英国方面的授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大情早跑到英国大使馆通报这个消息。这次与他接触的是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mi6）驻巴尔干的头目，此公化名史巴雷迪斯。听了波波夫的报告后，这位情报官员说道：“你就准备为那些德国人‘效劳’吧。要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要求他们给你开展工作和作好旅行准备的时间。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可能派你到伦敦或某个中立国家去。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让他们知道你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是位懂行的外交官，他目前急需用钱，而且你认为他可以帮你的忙，通过外交邮袋来传递情报。”
波波夫很快就放风给门津格，约他见面详谈。一见面，门津格就迫不急待地问道：“你那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是谁呀？”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此人绝对可靠。”
“那太好了！”门津格一边说着话，一边扳开公文包的锁扣，伸手取出一个金属小瓶，说：“瞧！你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朋友，这是密写剂。”接着，门津格又吩咐约翰尼负责向他说明如何使用密码、如何接头联系等具体事项。
这次见面结束后，波波夫便作为一名德国间谍展开了自己的“业务”。几星期后，按照约定地点，史巴雷迪斯向他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海狮行动计划”的所有情报。与史巴雷迪斯谈话以后，波波夫又带他会见了两名新近吸收的情报员，一个是他的哥哥伊沃，另一个是大学同窗尼古拉斯·鲁卡斯。于是，英国在南斯拉夫的情报网壮大起来。
“嘿！伊凡，”当门津格和约翰尼来到波波夫家里向他作最后指示时这样称呼他。现在，伊凡成了他的化名。门津格告诉他即将被派往英国，要求他搜集有关英国的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他顿时明白此行的任务是“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
半个月后，在罗马维亚芬尼多街的巴黎咖啡馆（阿勃韦尔把它称为“接头点”
），波波夫呷着咖啡，等待着与他接头的人。他把一份南斯拉夫的《政治报》打开，把一包“摩拉乏”牌香烟和一盒南斯拉夫火柴放在桌上。（这是事先商量好的接头暗号。）不一会儿，一位教授打扮的人就走到他的近前，和他搭上了话。暗语对上后，两人雇了辆马车向国家公园驶去。“教授”在靠近公园的地方停了车，交给他2000美元，并告诉他一会儿有个朋友来见他。果不其然，这位朋友就是约翰尼，他带来了上峰的指示和关于“海狮行动”计划的变动情况。他对波波夫说道：“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了。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原定行动不变，希望你能马列功成！你的领导人是卢道维柯·卡斯索夫少校，真名叫欧罗德。他是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头目。这是在欧洲最主要的情报站。
你可用公用电话和他取得联系，说找卡尔·施米特接电话。然后分会暗示你他很高兴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你。你要提前一小时到那里，一个女人会从你身旁走过，向你使眼色，然后你就跟她走好了。”
按照约翰尼告诉的接头办法，波波夫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新上司——卡斯索夫。
此人办事果断、干练，马上就开始亲自教他使密码、投寄信件，还给了他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本使用说明书。
同时，又指派阿勃韦尔三处驻里斯本的头目克拉默上尉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都证明正常后，卡斯索夫命令他往在一家德国人控制的饭店——阿维士饭店。
当波波夫住进饭店不久到餐厅用餐时，他几次都发现一个漂亮姑娘屡送秋波、频递媚眼。有天晚上，波波夫碰巧在电梯里遇到了她，当时只有他们两人，那姑娘火辣辣的眼睛里冒出的全是色情之火，就差没有扑到他的身上了。但是由于短暂相见，不可能有更多的交谈。
出了电梯，走进房间的洗澡间冲了个淋浴，波波夫突然发现那位在电梯里向他频送秋波的姑娘已经躺在他的床上了。她身上的纯丝织长睡衣虽然盖住了全身，但她的胴体却完全隐约可见。
见波波夫进来，这位姑娘竞大大方方地倒了一杯白兰地，对他说道：“来吧，有趣的男人，跟我喝一杯。”
说着便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假装没有发现她的乳房已经摩擦着波波夫的胳膊。“再给我倒一杯酒，然后谈谈你的身世，好吗？”
她那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顿起疑心，对她的兴趣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是，他也顺着这个女人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自身的经历，特别是他到里斯本的经历，特别是他到里斯本的打算。这个女人看上去对他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她那种搔风弄情的热情早已降到了零点。这下倒验证了他的猜测：她是德国间谍！此行是为了了解自己对希特勒的忠心！于是波波夫故意把快喝尽的威士忌酒瓶子递给了她，说道：“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你就把它带着吧，你已经在情场上搞到了你所需要的故事。”
第二天，波波夫向上司汇报了公务后，卡斯索夫严肃地说道：“关于那姑娘的事，你再不要追查了。头对你的警觉性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
“三驾马车”
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一下班机，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就迎了上来。
“波波夫先生吗？我是乔克·堆斯福尔，是mi6处的，史巴雷迪斯已经通知总部说你要来。见到你真高兴。”说着，拿起他的行李招呼他上了车。很炔，车便停在下榻的萨瓦饭店。正当波波夫填写住客登记表时，一个精神抖擞、宛如好莱坞电影明星的英国军官走了上来：“嗨，你好，波波夫！我叫罗伯逊，是mi6处ba1科的科长，负责编造对付敌人假情报的鉴别工作。我的工作名称叫‘塔尔’，希望能对你的情报搜集任务有所帮助。”
于是，在塔尔的陪同下，波波夫终于踏进了他真正的服务机构——mi6处的大门。这是一套由情报机关祖用的舒适的公寓式建筑。在这里，大约有十二、三个官员对他轮翻进行了4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他又被带到一间摆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被引荐给一位50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介绍，他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mi6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
“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所有情报员都要向我仔细汇报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表扬你的汇报呢。希望你能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未及思索，波波夫很快就和罗伯逊一起来到了少将家。主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孟席斯太太，更是举止得体、温敦善良。她一见波波夫，就立即把他介绍给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迷人姑娘。
此人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便出逃到英国来。嘉黛似乎对波波夫很有兴趣，她那双迷人的大眼充满了柔情蜜意。看着这个女子，他感到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暗流冲击着心房，真希望和这个姑娘多呆一会。
在稍事休息后，波波夫便在mi6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举例说，他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就在此时，那位嘉黛姑娘也来到波波夫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她风貌诱人，花枝招展，色情放浪。她带着波波夫一个接着一个地参加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拉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当然，她还频频地为波波夫提供上乘的床上服务，当他把头放在她那魅力无穷的大腿内侧时，便知道这辈子再也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在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份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他们的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果然，一切都按照mi6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波波夫心中又涌起一阵阵临战前的激动。只是在嘉黛驱车为他送行时，他才感到一阵难过。在机场，当他抚摸着她那娇嫩的皮肤时，一种炽热的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们都明白，生活是短暂的，也是坎坷不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诚实和讲究现实。生离死别随时威胁着人们。永恒只能作为一种抽象尺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男女**之中。但当飞机升空时，望着逐渐模糊的伦敦塔，达斯科心中不禁高喊：“我会回来的！”
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波波夫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
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微未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当他听到嘉黛·沙利文和波波夫推荐的另一个情报员狄克·梅特卡夫时，就象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了解和控制。
一个出色的间谍，绝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色情混为一谈。”真是个老奸巨滑的“狐狸”！最后，他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这后来成为其主要收获之一：“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它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不久，嘉黛和狄克就被发展为双重间谍。与阿勃韦尔经营的其它双重间谍不同，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逆用的”。他们分别取了一个代号，叫“胶水”和“气球”。鉴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党党员，所以塑造成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她专门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去搜集政治情报和机密，以及有关新的军事司令员和其它新的任命等情报。
狄克打扮成出于贪财的动机，向德国谍报部门频频输送准确的情报。鉴于波波夫手下已经有了两名新成员，组成了一个小组，英国情报当局认为应该给他取一个新的代号，叫“三驾马车”。随着两名情报员征募成功，他在阿勃韦尔的圈子里也愈加光彩夺目了。这使得他的工作就比以往顺利多了。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三驾马车”制订了一个名叫“迈斯德计划”的洗钱方案。以往阿勃韦尔对“逆用”间谍的情报费总是用外汇支付。按照英国的法律，凡进入英国的外国人，其所带外汇都得换成英镑。换钱时，每张英镑上的顺序号都要记下来。一旦情报小组中的一人被捕，那么从他腰包里的钞票号码上就可以将其它的人一网打荆为了避免被“发现”的危险，“三驾马车”找到了一个有钱的戏院老板，后者同意由他出面兑现英镑，然后用他帐上别的钱来支付给“三驾马车”此计划顿时赢得阿勃韦尔的赞赏。
接着。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送去了一个报告，说明英国已对毒气战作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同时，“三驾马车”还喂给敌人许多政治情报，这些情报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威望。大部分通过“胶水”送过去的政治情报在反对最高统帅部的心理战中起了作用，“马基雅维里计划”就是其中一例。英国海军想让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的任务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德国人。为此，“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叫伊文·蒙太古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因为是犹太人，因此对德国人要打赢那场战争怕得要死。他听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可怕的故事，如把人放进烤箱里烤死等等。因此他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某种人生保险。达斯科乘机和此人结成了好友，并请求他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设法送给德国人。
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三驾马车”手里，而德国情报部门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把它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山姆大叔的大棒
一天，阿勃韦尔突然通知波波夫准备到美国去发展一个谍报小组。卡斯索夫对他说：“日本可能要同美国开战，我们也不能坐视。美国老是在我们的后背搔痒，给邱吉尔和斯大林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使我们的士兵一个个被美国坦克碾得粉碎。我们不能再让它如此猖獗下去！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先发制人，而间谍战是首先应予重视的。我们在美国的组织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搞得一塌糊涂，这帮家伙都成为美国反间谍机关的笼中之鸟，等待着束手就擒。因此，卡纳里斯将军将重新组织一个与德美联盟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的前哨情报站。很走运，他选中了你作开路先锋。”
在征得英国情报当局的同意和支持后，波波夫以南斯拉夫新闻部驻美国特派员的身份飞往纽约，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使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没有机会密告由美国开往英国的货船离港日期及其船上所载的武器资料和军用物资等情况。
此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及时通告日本入侵美国的消息也成为此行的重要任务。临行之前，波波夫借口监督和指导“胶水”与“汽球”的工作，帮助他们独立工作。同时也为了让德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又搜集了各种情报，估计这样能博得他们热烈的掌声，并热情地欢送他去美国。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波波夫终于来到了美国，随行的有在百慕大随大流上机的英国情报官员佩珀。两人顺利地经过了
战后荣获了英国的帝国勋章。
此外，德国人还把3名他们的自己人塞到波波夫的间谍网里来。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只好积极地把这些人接收了过来。但当他们来到英国后，波波夫便通过英国警察当局拘捕了来人。为了避免嫌疑，英国方面机警地掩护了破案的真实动机，并把为其服务的两面间谍也抓进去了一个。
在波波夫领导下的谍报网空前壮大的同时，他们的战术谋略主要转向了发出假的警告和策反上。其目的在于使德国人混淆视听，加重战争失败的心理压力；同时使德国军队在西线保持最大的数量，从而减轻前苏联前线的压力。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斯塔基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了点点滴滴的情报，使其相信在加来港地区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这就诱使德国空军进行侦察，并把轰炸机群引诱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后院，使之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最能说明出奇致胜的一个谋略计划是伪造的海图行动，即“马基雅维里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波波夫想出了一个主意，即把伪造文件和书信放到一个英国军官的死尸上，然后让这具死尸随着海浪冲到西班牙海岸去，表面上看来这象是一次飞机失事。死尸上的文件中有关于向希腊进攻的绝密宗卷。而同时，波波夫又在向德国人的报告中说有许多英美军人应召在苏格兰接受跳伞训练以及英国方面对最近的一起飞机失事事件顾忌重重等消息，使德国人开始相信盟军进攻希腊的结论。柏林当局立即派增援部队去希腊，向撒丁岛派了增援部队，潜水艇也奉命开往克里特。结果，西西里的防御力量削弱了，使巴顿将军得以兵不血刃地冲进巴勒莫城。
在与卡斯索夫的一次谈话中，波波夫根据卡氏无意中透露的一宗德国谍报活动的案件，帮助盟军抓获了一名隐藏很深、危害极大的纳粹间谍，为“诺曼底”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了情报方面的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波波夫去要活动经费，并抱怨说给自己的钱太少了。卡斯索夫见状连忙解释道：“请相信我，我们已尽了全力。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你们更多的钱呢？原因是我们把一大笔钱给了我们的一个情报员，这个人出身清贫、地位低微，但他向阿勃韦尔提供了难以相信的重要情报。”
“什么样的情报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多更好的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甚至有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的一次大型两栖登陆的准备性消息。”
“我不相信。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搞到这些，他必须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他究竟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事实上他是你的同乡，离杜布罗夫尼克不远。”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波波夫和英国mi6处的高度警觉。他们从各方面推测认为，此人很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离阿尔巴尼亚边境最近。mi6立即开始对所有能接触德黑兰会议记录的人员进行了排队摸底。很快，范围就缩小到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随从身上，此人的化名叫“西塞罗”。随着“西塞罗”的被捕，德国在英国中枢机构的特务网已被打击殆荆同时，作为策反的一大成果，约翰尼也倒向了英国一边。
“太上皇”计划
大约在1943年4月中旬，mi6要波波夫和约翰尼去调查一种德国人正在试制的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新武器。这种武器叫fzg-76型火箭，英国人后来把它称为v-i火箭，或叫“战车”式火箭。很快，俩人发现在德国皮尼蒙德附近的两家生产小型飞机的工厂正在研制一种发射装置，并了解到他们还批量生产一种无人驾驶、能运载1吨重的炸弹的单翼飞机的消息。英国皇家空军马上派出轰炸机群对该地区进行了密集式轰炸，使德国人的生产瘫痪了半年之久。
就在英国人频频发起强大的间谍攻势时，德国人感到必须加强自己的谍报组织的建设，阿勃韦尔拟订了一个在它掌管的双重间谍中选择一个人用于最重要的谋划，即代号为“太上皇”总反攻的计划中，以期提高谍报人员的素质，挫败盟军的情报攻势。
于是，在阿勃韦尔内部展开了一场评价间谍的活动。
为了不让德国人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入调查，以免从中发现“纰漏；也为了能打入到敌人的核心计划——“太上皇行动”中去，通过约翰尼的牵线搭桥，波波夫认识了阿勃韦尔手下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人叫卡姆勒，是阿勃韦尔一处的中尉情报长官。他的部分工作是对潜伏在世界各地的间谍搜集到的情报作出评价，并转送到柏林。他也是谍报界中层人士中最有可能接触“太上皇”计划的人。于是波波夫便想方设法地和他搞好关系。
卡姆勒是个孤芳自赏的人，他从来不屑对那些特务组长拍马屁；相反，有时候还要干扰这些人的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他太能干、又太有妒忌心了。所以他与卡斯索夫、克拉默等人的关系很不融洽。波披夫抓住他这一弱点，经常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卡斯索夫根本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舒适职位，恬不知耻的夸耀自己而已。时间一长，卡姆勒果然把波波夫看作是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他几乎无话不谈。他偶尔有意无意地帮助波波夫评价一些纳粹特务，使之了解到许多幕后消息。
正当波波夫四处探听德国双重间谍的身价，并以此推测自己的安全系数和参加“太上皇”计划的可能性时，他从卡姆勒处发现在里斯本还有一个阿勃韦尔的特殊间谍网，名叫“奥斯特罗”。
这个发现一度使他思想混乱，因为他原认为自己的间谍网是纳粹德国摆在西欧的唯一一张牌。看来德国人可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者是想通过“奥斯特罗”来侦察自己。必须除掉这个组织，防止后院起火！
通过约翰尼的大力协助，波波夫终于查清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原来，奥斯特罗这个特务组织是由一个名叫卡迈普的人领导的，他领导着3名间谍，分别叫“奥斯特罗1号”、“2号”、“3号”。1号和2号在英国，3号在美国。这个组织蛰伏的时间很长，阿勃韦尔一直把它隐藏得很深，甚至卡斯索夫和克拉默都不能掌握其动向。他们也只听命于柏林方面的指示，不过仅由卡姆勒的秘书费罗琳充当交通而已。
波波夫在侦察的同时，立即通告了mi6处。mi6对此案十分重视，专门派员来里斯本协助调查。mi6很快就意识到“奥斯特罗”对“三驾马车”的潜在威胁：它有可能把德国情报机关引向“错误”的道路。德国情报机关对它的信任超过对波波夫的信任，这样不仅会阻碍波波夫参加“太上皇”计划，而且早晚都要暴露。于是，英国情报当局决定清除这个组织。为了不使清除工作引起阿勃韦尔的疑心，从而进行深入调查，危及英国方面的双重间谍网，mi6决定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为了败坏“奥斯特罗”的声誉，“三驾马车”向柏林发出得到证实了的真实情报，使之与“奥斯特罗”送去的情报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当波波夫扫情了通往“太上皇”行动的障碍，准备打入敌人的核心机构时，从柏林的约翰尼那里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德国人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双重间谍网，并对波波夫产生了怀疑。
看来，形势已迫在眉睫，必须拔除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钉子。
约翰尼发现的是一个3人双重间谍，头头是前奥地利骑兵军官科斯勒博士，后就职于阿勃韦尔在布鲁塞尔的情报中心站。科斯勒博士是个犹太人，但却是阿勃韦尔的高级军官。仅凭他的种族，就足可让那些反对纳粹的人认为他是个“敌后策反分子”。
科斯勒通过英国皮特公司驻欧洲大陆的分公司的经理范托建立了他和英国方面的联系。此人诈称帮助英国向德国将军们说明战争的真实进程，以便说服他们向盟军求和，很快就骗取了英国方面的信任。英国情报当局认为此事很有前途，便把科斯勒和范托接纳为双重间谍。前者代号为“哈姆莱特”，后者代号叫“木偶”。
后来，科靳勒又给自己的情报网增加了一名情报员，此人代号叫“鲻鱼”。由于英国方面的轻信，这个情报网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生产和工业的绝密情报。
得到这个间谍的详细情况后，波波夫立即向英国情报机关作了汇报。但鉴于上次清除“奥斯特罗”的行动已受到德国人的怀疑，英国情报部门只能对此小心提防，不能将之连根拔去。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三驾马车”最终丧失了打入“太上皇”行动中心的机会。
为了阻挠德国人的反攻策略——“太上皇”行动，英美决定尽快实施反攻计划——“海王星”计划。为了保证反攻计划的顺利进行，mi6要求波波夫按照既定谋略计划的要点行事：首先要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开始，而且在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批实力更强的部队在同一地区登陆。同时，在波尔多地区可能也有一股部队登陆。此外，还要像虚设假情报员那样，制造假军队。要虚构三支军队，一支名叫美一军，另一支番号叫英国集团军，第三支是美国第14集团军。
为了完成任务，波波夫等人如同进行猎狗迫野兔的追逐游戏那样，设置了一些细小的标记，引诱德国情报机关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师团的驻地、部队的调动、物资的供应、仓库的所在地、修理车间等诸如此类的情报。为了使这些假情报更能迷惑敌人，他们又掺入点滴真实情报以加以润色。
为了愚弄纳粹的窃听机构，波波夫又派人建立了一个高频电台，24小时连续工作，模仿虚设的部队转移情况，不停地从师团向司令部发报；为了欺骗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他们又提供了事先伪装好的假军营的住址情报，使德国人对飞机拍下来的照片深信不疑；为了使德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所汇报的情况，他们又向中立国的大使馆泄漏有关方面的消息，再由其传到阿勃韦尔的耳朵里去。
由于间谍战的辉煌业绩，同盟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完成了“海王星计划”，使德国人的反攻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正当英国人沉浸在胜利在望的狂热和乐观情绪之中时，“三驾马车”又奉命回到里斯本的“狼穴”中，等待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测谎血浆
由于德国谍报部门在“海王星计划”中损失惨重，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在初到里斯本的一个多月中，波波夫轻松得简直没事可干，于是便到赌场里散了散心。
一天，波波夫正在赌场赌一种赌注不限的百花乐时，来了一群朋友，向他打招呼问好。他们中间有一位貌似天仙、白肤棕发碧眼的比利时姑娘。他们把她介绍给波波夫，说她名叫露易斯。
她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其热情程度显然使波波夫感到与她在一起远比连续赌钱更为快慰。于是他提议到酒吧去喝一杯，露易斯欣然接受邀请。从酒吧到波波夫的房间，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引起波波夫对这个女人的怀疑，直到晚上欢渡情海之后，露易斯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多情。清晨三四点钟，波波夫醒来发现自己单独一人躺在床上。也许是仲夏的晨曦，也许是沙龙的嘈杂声吵醒了他，因为通向客厅的门洞开着。波波夫顿时警觉了起来，开始留心倾听了一会儿，听到他的办公室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这下他明白了过来：露易斯是阿勃韦尔派来监视他的！
幸好波波夫从来不在房间里放重要的文件，所以索兴让露易斯翻了个够。
几分钟以后，露易斯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波波夫装着睡着的样子，从眼睛缝里看着她。她走近床边，轻轻地爬上来躺在他的身旁。波波夫见时机已到，使翻个身，用胳膊时支起身子，装出一付睡眼朦胧的样子说：“亲爱的，睡不着吗？”
露易斯转过身来，趴在波波夫的身上说：“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弄醒，我是想找支香烟。”
听了这句话，波波夫把胳膊从她身上伸过去，到床头柜里拿了一包香烟。
“呃，这里才有香烟呢，抽一支吧。”
“真不好意思，”她喃喃地说，仍然把波波夫抱得紧紧的，“我已穷极潦倒，想找点钱花，可是达斯科，我决不是一个小偷，这是我第一次……。”
波波夫闻言把她从身上推开：
“你应该更巧妙一些，我的外衣就在那边，口袋里装满了筹码，你不是看着我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去的吗？你只要捞一把到赌场把它们换成现钞就行了嘛，好吧，你要钱就拿吧，不过你究竟是为谁工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波夫气愤之极，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但还是不肯吐露真情。波波夫见状也不再逼她了，他们于是珍分惜秒，几番云雨，欢度良宵。
经过这件事，波波夫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危险，预感到德国人又要变个花样对他进行审查了。果然，过了几天，约翰尼突然从柏林赶来，对他说：“明晚你将要向反间处的施劳德和纳森斯坦汇报。还有一个新从柏林来的人，他是专门来审问你的。这是我在几小时之前从密码处搞到的真实消息。到时你要汇报的情况是属于绝密级的，既重要又紧急。他们将追根究底，使你绞尽脑汁。他们也不会象卡斯索夫那样彬彬有礼。”
“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然，你是一只真狐狸，只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可以用智斗取胜的。
但如果他们使用测谎血浆的话，那怎么办？”
“测谎血浆？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新从实验室里试制出的一种妙药，叫硫喷妥纳，是一种破坏人的意志的新药。服这种药以后，据说病人就不会说假话。你应该试一下，阿勃韦尔驻里斯本情报站最近运来了一些药。”
“约翰尼，你相信这种药的性能吗？你要知道各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你对酒精的抵抗力是很强的。但这玩意儿是一种致幻剂之类的东西。”
“你能不能搞点那种药，让我先有个准备。”
“也许能搞到。”
下午3点左右，约翰尼果真拿了一包药回来，并带来一名懂行的医生。此人对硫喷妥钠的作用颇有研究，并且对纳粹忌恨如仇。
“25毫克”，医生用皮下注射器量了量剂量。“这个剂量足以使神经系统处于半麻痹状态。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到隔壁的房间来找我。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所反应的。”
很快，波波夫便感觉头晕、恶心、想睡觉。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好象显得非常有趣而奇怪，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当波波夫感到舌头膨胀到口腔都装不下时，对着一旁的约翰尼叫道：“约翰尼，来吧，开始吧。你就从我们戏弄那几个盖世太保的笨蛋（指他们在弗赖堡大学的小闹剧）那儿开始提问好了。”
约翰尼开始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胡乱地问到波波夫的家庭、童年时代以及大学时代等情况，接着便把问题转到英国，问他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和所接触过的人。
结果波波夫不是回避，就是否认，或是撒谎。虽然他说话有些困难，但回答的答案却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看来在药力完全发作的情况下，波波夫还是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对他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测谎血浆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测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询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象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波波失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下午5点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
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被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
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但是，接踵而来的则是包藏着祸心的问题。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
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瓶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
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是蒸馏水而已，而给自己注射的却是测谎血浆！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不一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昏目眩，两脚悬福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行动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棋高一筹，事先对此就作了防范，结果使米勒终于打消了疑虑。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此人是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启用他。显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他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奖金。
1944年5月上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剧作即将上演前的彩排日子。对德国情报机关而言，他们要求的情报提纲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提纲中所用的答案得认真编造、仔细研究，务使它们与盟军的战略计划相吻合，并能取信于敌。必须通过电台发出新的情报，使盟军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战斗序列形象更加伟大壮观。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双重间谍人员部以高昂的情绪工作着。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情报的检查与校对，使之互相协调，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些容易被忽略了的细节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mi6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乘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
无线电发明家
波波夫
波波夫是第一个探索无线电世界，并毕生为发展无线电事业而奋斗的俄国科学家。但由于沙皇俄国的封建腐朽，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1906年1月16日，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只活了47岁。由于诺贝尔奖金只发给活着的科学家，波波夫没有获得这个荣誉。
1859年3月，波波夫出生在俄国乌拉尔一个矿区的小镇，12岁时就表现出对电工技术的爱好，自己做了个电池，还用电铃把家里的钟改装成闹钟。
1877年，18岁的波波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后又转学到森林学院。在那里，他研究出了用电线遥控炸药爆炸。研究成功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炸药专家”。波波夫29岁那年，赫兹发现电磁波的消息传到俄国，他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用我一生的精力去装设电灯，对广阔的俄罗斯来说，只不过照亮了很小的一角；要是我能指挥电磁波，就可以飞越整个世界！”第二年，波波夫就成功地重复了赫兹的实验。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他提出了可以用电磁波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想。1894年，波波夫制成了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他第一次在接收机上使用了天线。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根天线。
1895年5月7日，在彼得堡俄国物理化学会的物理分会上，波波夫宣读了论文《金属屑同电振荡的关系》，并且表演了他发明的无线电接收机。表演结束后，波波夫充满信心地说：“最后，我敢于表示这样一个希望，我的仪器在进一步改良以后，就能够凭借迅速的电振荡进行长距离通信”。几十年以后，这一天被定为“无线电发明日”。波波夫的论文和表演被有关刊物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
后来，波波夫用电报机代替电铃，当做接受机的终端，这种装置就成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1896年3月24日，波波夫和助手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协会的年会上，正式进行了用无线电传递莫尔斯电报码的表演，在场的观众有一千多人。表演的时候，接收机装设在物理学会会议大厅里，发射机放在附近森林学院的化学馆里。雷布金拍发信号，波波夫接收信号，通信距离是250米。物理学会分会会长佩特罗司赫夫基教授把接收到的电报字母逐一写在黑板上，最后得到的报文是：“海因里希·赫兹”。它表示波波夫对这位电磁波的发明者的崇敬。这份电报虽然很短，只有几个字，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份有明确内容的无线电报。
菲尔比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间谍王子菲尔比（上）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6．1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小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它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苏联人向他提出加入情报机构的建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
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象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6．2险遭枪决
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小张纸片上，并习惯地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为作紧急联系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务时，苏联人给了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讯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工作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能到离我尚未去过的前线如此接近的地方观看一场斗牛，看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菲尔比心想。
于是，他决定在科尔多瓦好好地过一个周末，并看看星期天的那场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态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尔比登上了从塞维尔到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与他同车厢的是一群意大利陆军军官。菲尔比时刻也不忘记他的情报工作，于是他请他们与他一起在科尔多瓦共进晚餐。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因为第二天动身去前线之前，他们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尔比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往下。在独自饱餐一顿后，就在香气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
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门打开后，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当他问为什么时，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里，菲尔比睡得很死。当他穿着睡衣面对这样两个脚蹬大皮靴、手持长短武器的人时，他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在这种半醒半惊的状态中，他的大脑反应不如清醒时敏捷。他意识到必须处理掉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那块小纸片，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他的脑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间，但是他住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当他穿衣服、收拾东西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在从饭店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的路上想个什么法子了。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那样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另一只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象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块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片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有一盏不带灯罩的耀眼的吊灯，下面放着一张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孝年迈秃顶、面带温色的国民警卫队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少校终于要检查他的通行证了。“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准备早晨就去买？如此等等。
随着每一句显示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地感觉到那个正在审问他的人是个死硬的仇英分子。当时，西班牙战线的两方都有许多这种人。但到这时，他的大脑已能进行正常思维了，他在那张闪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线生机。
少校和那两个逮捕他的人带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转向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一道道地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明没有什么可疑后，他们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他曾盼望这件事早点结束，他们就会让他乘头一班火车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刹那。
“喂，”少校粗鲁地说，“你身上呢？”
他让菲尔比把口袋翻出来。他不能再迟疑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那张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脱手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钱包旋转着滑到了桌子的尽头。正合他意，他们三个人象老鹰扑食一样向桌子那边的钱包冲去。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块小纸片，连嚼带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于是他轻轻松松地把口袋里剩下的东西部掏了出来。很幸运，那位少校再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不正当的、严历的盘查，只是干巴巴地给他讲了一通道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正在控制着英国政府，并命令他在第二天离开科尔多瓦。
第二天早上，当他正在结帐时，他的那两位国民警卫队的“朋友”也出现在休息厅里，他们还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车去火车站。登上开往塞维尔的火车后，他送给他们一包英国香烟。列车开动了，他们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
这是菲尔比早期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次险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感到，其实真正的冒险行动并不总是带有最大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可以事先估计到那些实际存在的危险并采取了恰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现。而象上面所写的这类几乎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却往往会置人于绝境。
6．3漂到核心
菲尔比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这位大元帅亲自授予的勋章。
1939年8月，正当战争的风云在法国但泽上空迅速聚集时，《泰晤士报》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线的英国部队去的任何准备。这当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为随便哪个有钻研头脑的战地记者都可以积累大批新闻检查部门不准发表的情报。
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已教会他如何提出巧妙的问题。
后来，英军司令部迁到离巴黎不远的阿拉斯。菲尔比的大部分周末时间都是消磨在那些出没于都市的隐姓埋名者中间，而并不象他公开表现出的那样只是追求女人。尽管他在阿拉斯的职位不错，但它并非十分理想。这时他的苏联联络人一再催促他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
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会谈后，菲尔比就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他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感到十分惊讶。后来他才知道，对他历史的唯一调查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五处，对方查了一番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
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外获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的情报。他之所以选择第五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其它部门和军情五处保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可以使他了解英国外交部对什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其它情报机构的兴趣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他们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势的窃取活动。他们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
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根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个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
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
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
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乐比从愈来愈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
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
随着菲乐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6．4大功告成
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
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分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间谍王子菲尔比（下）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分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象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6．7死去活来
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慕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楞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介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菲尔比认为，如果伯吉斯从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回到伦敦，他去看望美国处的处长就成了当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动营救活动。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着3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就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把纸条递给他，之后再次碰头，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等等。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设法转移对我的怀疑。”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营救计划正在成形，他觉着应该提出调查工作的正确方向了。
伯吉斯启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对案情的这一方面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记载。与此同时，菲尔比对伯吉斯那边事情的进展速度十分担心。
在随后进行的跟苏联联系人的接头时，他告诉他们要抓紧。他还得到了一个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言词给伯吉斯写信，告诉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将把他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因为他别无他法。
接着，军情五处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麦克莱恩的名字则放在最后。菲尔比更加担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而那个代号再使伦敦的调查延误几天。
一天清晨，时间不相当早，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泽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那件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已经跑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码译出来。但他认为还是应若无其事地按常规的言行处理要好些。他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是麦克莱恩吗？”“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
6．8最后的周旋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可能会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种可能佐，他们曾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但菲尔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十分紧急了呢？”他认为只有等他拆掉他房里会连累他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就此做出决定。他把房里的秘密设备埋在乡村的一片树林中后，感到轻松多了。就物证来说，他现在是干净利索了。现在他可以考虑自己的处境问题了。由于几天以来没少想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他就拿定了主意。他决定先不动声色。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滑过去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蛰伏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并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他确信肯定是有机会再接着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滑过去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就他来说，他已经在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基本武器。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很明显，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他们将会有助于消除对他的怀疑。
菲尔比还认为，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就这样，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事情果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后虽受到质询和秘密审问，但他们拿不出证据。
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开除以后，就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特任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去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金无怠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在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转道香港，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在那时，他娶了当时台湾最美丽最有人气的女播音员做妻子。并直接参与韩战中的情报工作，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国情报部门。
韩战期间金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志愿军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这使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历史学家及情报部高官说:金无怠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韩战的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
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并为此作了各方准备.当进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对苏联的及其友邦邻国的交恶让中国处于孤立之中.他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讨论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尼克松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华政策在一开始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
金的活动还让美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由于他的活动让中国及北越方面了解到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及所采取的行动.另外更清楚美对南越采取的各方政策.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北越能清楚掌握美国对越的态度.在63年末越共已从各方情报了解到表明美国可能将全面介入南越.北越为此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这让美国在全面对越开战后未能得到其所想的预?美国官员称金让中国及北越从中得到无少好处.北越于72年与美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但由于越共之后了解到美国政府不想再更多地参与越南的事务后，对南越开始采取攻势，并在数年后统一越南。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倭国，韩国等。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另外金无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利附近工作期间，由他亲手翻译了大量从中国转来的各类情报.其中有许多潜入大陆内的美台情报人员及已背叛的中国人员的转发材料及他们的名单.正是金无怠让中国在这些无法预见的危险发生前得以堵上这些漏洞。
作为分析家和中央情报局少有的通晓汉语的人，金能够传送各种信息：中国及东亚情报信息报道、中央情报局人员生平简介和评□、机构内秘密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还提供了有关中国被招收的情报人员的信息。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分类规定，金某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及权力级别。中国反谍报和安全机构便能据之确证其身份。
金主要运作活动，即传递机密数据和接受命令，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第三国进行。金至少有六次在多伦多同一购物中心内将未冲洗的胶卷交给国安部信差李先生。金每次只花大约五分钟时间去这家购物中心。其他时候是由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向他询问情况。金要传递情报时，总是先发信到澳门、广东或香港三个地点中的一个住宅地址。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他的活动还让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金无怠作事极为小心和专业，是天生的间谍材料，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点失手，甚至到了他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丈夫竟然是的高级间谍。在中国能看到金先生转交的情报的人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更少到只有几个人。
金也是极为聪明的人，中国先后向他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金钱支持.他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房地产，并发了大财.他在投资方面的活动让美反谍人员相信他完全没有可能成为间谍。金无怠于81年在中情局退休，情报局由于因为他的工作出色，让他继续当任情报局里重要职务.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对金的详尽调查于1982年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金的出色‘表演‘及他的小心，使得对他的调查如同像是查空穴来风，调查早早停止.1985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国内电话，有人自称是俞强生，要向美国政府投诚。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一听这人叫俞强生，马上就是又惊又喜，还充满了犹豫。这位大名鼎鼎的俞强生是中国安全部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有这样的重要人物来美国投诚实在是出乎美国情报部门的意料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马上就成立了特别部门，一定要重点保护好这位负责美国情报的中国情报官员，争取他的全面配合。经过特别安排，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见到了这位自称是俞强生的人，经过反复鉴别，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俞强生。这样的人物向美国投诚可是第一次，而且他的身份又如此特殊。美国政府国会马上就通过了特别法案，让俞强生的安全和身份得以安全的解决和保护。俞强生这个人，说来他的身世十分有趣。他是中国元老黄敬的长子。黄敬在他年轻时与江青有亲密接触.江青有两个前夫一个是裴明伦，一个是唐纳，她和黄敬只是同居关系，黄敬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强生有个小名叫俞真三，小时候由康生扶养，算是其养子。他有个兄弟叫俞正声，曾任中国建设部长。现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由当时的部副部长凌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由于俞的叛逃，凌云被解职。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后转任部长。俞强生在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后被我潜美特工秘密处死。据说在他用食中下了放射性盐。
金无怠在被捕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美情报人员对他的审讯中他始终没有交代他向具体提供了些甚么情报，只承认他对尼克松访问北京和中美建交有功，并说正是他促进了中美领导人成功的会务.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在监狱中，金无怠坦诚地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就是代号xx的间谍。并陈述说：“我是美国公民，我爱美国和中国，但我所做的一切全部是为了美国利益，特别是当中美建交之前，他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意见提前转告给周恩来先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中美二国消除敌对，成为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这种辩解.要知道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都是由金无怠先生处理签发的。他可是当时决定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者之一。金无怠的对华情报汇报是每天都要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的。金的供述让美官员无可奈何。以至于美国长时期内对他的间谍活动对美国的损失无法作出正确的评估。
金无怠的被捕，在美国引起的轰动和风波可比俞强生的投诚更大。当台湾和倭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情报官员一听说金无怠先生是的间谍时，顿时是目瞪口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也是吃惊不小，怎么也不能相信监管美国亚洲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会是间谍.金无怠明白这后半生不会在回到美国社会了，不是死就是终身监禁。他发出呼吁，希望当局能与美国政府谈判，像美国与苏联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回到中国。但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的一句话打碎了金无怠先生的梦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
数月后，已处绝望中的金无怠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用购物用的朔料袋套在自己的头上窒息而死。金无怠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了其他隐藏的间谍人员的生命。
美国一位情报部门高官于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曾这样评论金无怠的‘由于他的‘背叛‘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包括埃姆斯间谍案)给美国带来损失的总和，他的‘背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辛西娅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改变战争进程的女人辛西娅（上）
战争让女人走开。也许是这样，但辛西娅绝对例外。正是这位骄艳迷人、富有勇气和智慧的非凡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施展手腕、大显身手，为盟军在北非登陆建树了杰出的功勋。这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触发其敏感区的才能，这使得辛西娅在各种类型的间谍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在女谍史上，辛西娅是无与伦比的、接近完美无缺的间谍。
8．1外交官夫人
辛酉娅是美国女郎贝蒂·索普的化名。和名扬四海、富有传奇色彩的“辛西娅”这个化名比起来，贝蒂·索普这个名字太普通、太无诗意了。不过，在她还没有被称做辛西娅之前，我们还是叫她做贝蒂·索普。
贝蒂·索普1910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高级海军军官的家庭。他父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贝蒂先是被送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女子学校受教育。在欧洲周游一圈以后返回美国。接着在马萨诸塞州的达纳·霍尔学校学习。
与同龄人相比，贝蒂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显得特别成熟的姑娘。在贝蒂看来，美国的男孩子们是不成熟的，孩子气十足，有些令人厌恶。正当她蓓蕾初绽、对男性充满强烈渴望时，她遇到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商务处的二等秘书阿瑟·帕克。阿瑟·帕克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比贝蒂大20岁，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奇怪的是贝蒂还答应嫁给他，这真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抉择。
贝蒂那时还不到20岁，身材苗条、金发披肩，一双大眼睛象碧波荡漾的湖水般妩媚动人、令人心醉。在她周围不乏各个国籍、各种职业和各种职位的帅小伙子，年轻、英俊而潇洒，但她都没看上。帕克不仅健康状况不好，而且还自负、浮华、反应迟钝、理解力差，一切都随从习俗，不说谈情说爱，就是与人交往也让人难以忍受，而贝蒂选择的却是他。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她和帕克的结合给她打开了外交界的大门。1930年4月，她和帕克正式举行了婚礼。从那时起，嗜好冒险和娱乐的贝蒂开始涉足搞秘密活动的特工行列，她那好动、敏捷、生龙活虎的性格使她能在社交界大显身手。
然而，帕克与贝蒂肯定是不相称的。婚后，两人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贝蒂则从一连串的情人中寻求慰籍。1931年，当帕克被调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当商务专虽时，她同一个富有的智利大亨打得火热，而且还以她惯常的大胆和他一起玩马球，那个时候妇女玩这玩艺还是很希奇的。尔后，当帕克调到西班牙任职时，她和西班牙空军中的一位高级军官有了私情。时值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急需有关内战各方的情报，贝蒂通过这位军官搞到了不少重要资料。但那时贝蒂仅是一个业余间谍而已。
1935年贝蒂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从其行为作风上看，这实在令人诧异。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贝蒂开始积极协助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她设法从监狱中营救教诲她的天主教牧师，并告诉他如何逃出共和国的防线。她设法使被捕入狱的一些飞行员获得释放，并帮了不少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逃跑。
贝蒂的亲佛郎哥行动惹了不少麻烦，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让帕克离开西班牙，调到华沙去任职。但贝蒂却因此而在情报活动中崭露头角。这位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从此登上了舞台。
8．2初涉谍海
1937年夏天，帕克夫妇抵达华沙。贝蒂当时27岁，仍就披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一双碧绿的大眼睛越显得成熟而有风韵，身材依旧婀娜多姿。这时的贝蒂受到地道的上层社会的教养，知识渊博，而且幽默、风趣，这一切使得她更加成熟和完美。她所具有的双重品质——正视一切危险的惊人的勇气，以及她特有的别人无法仿效的诱使男人的魅力，都充分地显示出来。她热衷于冒险，间谍这一行在她眼中被视为一种高尚的富有挑战性的职业。
很快，贝蒂便热心地卷入波兰事务，正象她热心地卷入西班牙事务那样。她迅即成为波兰外交部年轻男人们的宠儿。她曾经相当偶然而又巧妙地从一位波兰人那里获得了一条情报，以致秘密情报局驻华沙的人员指示她：“这样的情报要尽力收集，多多益善。”
这个时期，华沙已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而英国在华沙的谍报工作特别薄弱。
因此，不论辛西娅能帮什么忙，都是受欢迎的。不过那时贝蒂已被告知，不论她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让她丈夫知道。帕克当时正患脑血栓在外地住院，这一规定她很容易办到。贝蒂迅即兴致勃勃地投入这一新的冒险。
贝蒂在华沙的最大成就，是在她坚决而果断地把一个波兰小伙子诱入圈套而获得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波兰外交部、欧洲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副官。他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在于他深得外交部长的信任，而且还在于他经常替外交部长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执行秘密使命，得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贝蒂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德国伊尼格默密码机的详图。
“我一听说他的职务，”贝蒂对她的传记作者说，“我就拼命地勾引他，那怕他长得象魔鬼那么丑。但是我很高兴，情况并非如此。”
贝蒂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生活中这一激动人心的新角色。她在这个阶段是幸运的。这位机要副官是一位非常称心如意的郎君。她还发现，让他从外交部长的办公室里拿出文件来给她，复制以后再送回去简直易如反掌。不久，她就把一张密码机的关键样图送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办公桌上。
“起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秘密情报局一位在研究并试图掌握这种纳粹新型密码机的特工人员说，“这正是我们关于这种密码机情报整个链条中所缺少的一环。”搞到伊尼格默密码机的秘密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谍报成就，有很多人和很多部门都为获取这些秘密尽了力，美国和英国人为此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合作。然而这里搞到一点，那里搞到一点，都不很完善，后来又出现了好几种伊尼格默密码机的变种，又各有不同的型号，真叫谍报人员头疼。而在这当儿，贝蒂却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成果。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心花怒放。
然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贝蒂的间谍才能，贝蒂的所做所为引起了英国情报机关安全协调局的头头，赫赫有名的威廉·斯希芬森的注意，但他并没有吸收贝蒂加入秘密情报机关。在斯蒂芬森看来，一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比职业间谍表现得更为出色。
贝蒂作为机要副官的情人与他一起出访布拉格和柏林。尽管她并非密码专家，甚至对这个相当复杂的领域一无所知，但她从柏林回来时，她居然从波兰秘密情报局那里获得了德国国防军密码系统的索引和其它一些情报。斯蒂芬认为，在贝蒂所提供的情报中，有一些是英国已经掌握的，但这并非毫无价值，它可以证实已获悉情报的真伪，而更重要的是她所获得的新情报往往是极为重要的。斯蒂芬森在笔记本上毫不犹豫地写道：贝蒂是一位有价值的，可胜任重要工作的兼职间谍。
贝蒂在波兰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以致英国情报局不得不考虑把她派到更大的舞台上去。他们骗出一套谎言以使她能顺理成章地离开波兰而又不致惹上她是在为英国人工作的嫌疑，谎言很快就在华沙流传开来。流言说，贝蒂有向纳粹外交官传递情报之嫌，她的情报是通过波兰外长的机要副官传递给德国人的。由于世人皆知这位机要副官正在寻求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协议，所以这一谎话很快就被华沙人接受。英国外交部立即决定，必须把贝蒂调离华沙。正在这时，遭受大病折磨的帕克的健康已完全恢复，外交部遂把帕克调到智利，并叫贝蒂陪同前往。
贝蒂对此事的内幕当然一无所知，当她受命离开华沙时，她还以为是那些令人厌恶的爱嚼舌头的大使夫人们搞的鬼呢。
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然而这位机要副官险些把这事彻底弄糟了。副官已被贝蒂深深迷住了，当贝蒂处在谣言与谩骂的包围中而倍感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时，副官却向外长说，他要同他的妻子离婚而与贝蒂结合。
智利是一个受德国影响很大的国家。英国情报局认为，贝蒂那天才般的间谍才能以及她那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那里一定能大建奇功。然而斯蒂芬森却另有规划，他的打算是让贝蒂在那取得一个合法身份，然后再把她派回她的故土——美利坚合众国去，以发挥其穿梭于外交官之间的才能。
8．3风流记者
这是贝蒂第二次来智利了。第一次是在七八年前她与帕克新婚不久来的。与当年还算单纯的新婚妻子不同，这时的贝蒂已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社交老手。这次智利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她将与她的丈夫彻底分离。
斯蒂芬森已为她安排好了：贝蒂必须先成为一名记者，然后再迁往美国，在那里要用她姑娘时的名字，并且要让人们明白，她已同她的外交官的丈夫分手。她是单身寡居的。
贝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安顿下来，就忙着为当地的报刊撰写文章。不久，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智利这样一个亲纳粹气氛很浓的国家里，贝蒂公开指责纳粹偏袒同盟国的观点引起官方的强烈不满。为此，英国驻圣地亚哥的胆小怕事的大使对贝蒂极为恼怒。
此时，斯蒂芬森正坐阵纽约全面负责巩固的安全保卫和谍报工作。战争爆发后，美国是否准备参战直接关系到轴心国的命运。为此，华盛顿一时特工人员云集，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大都会。斯蒂芬森认为，贝帝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诚然，贝蒂以前曾在华盛顿呆过，她在那儿的某些圈子里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可能会带来某些不便。但斯蒂芬森却坚信，由于贝蒂一直是以业余身份进行谍报活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与反间谍组织都尚未注意她，这样，她在华盛顿的社交基础反而会更有利于她才干的发挥。
斯蒂芬森迅速把贝蒂召到纽约，正式吸收她为英国安全协调局的一名成中，并授予“辛西娅”的化名。经过短暂而紧张的训练之后，就把她派到华盛顿去了。从此，一个代号为辛西娅的间谍便活跃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谍报史上那个富有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名字“辛西娅”出现了。
安全协调局为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乔治城租了一栋两层的楼房，这便是辛西娅早晚要将其牺牲者们诱捕的蜘蛛网。
1940年至1941年冬，安全协调局指派辛西娅完成的首要任务是：获取意大利海军的军用密码。
因此，第一个被诱入这张蜘蛛网的男人便是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艾伯托·莱斯上将。几年以前辛西娅就遇见过这位海军军官，故友相逢，要进一步交往并不困难。
“莱斯是一个中年男子，早已有了家室，并且有很多子女。他对海军武官这份工作的日常琐事已感到很不耐烦了。正当他被工作弄得焦虑不安、总想什么时候顺便找个情人放松放松的时候，辛西娅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很快，莱斯就成了感情奴隶，欣然投入辛西娅布下的温情罗网。为了辛西姬，他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甚至生命。
辛西娅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其敏感区的才能。
在她看来，这就是一种床第和头脑之间的游戏。当然，这还要因人而异，对某些男人先是来床上的，然后再猛攻其头脑；而对另一些男人，顺序则相反。莱斯属于第一种情形，这较容易完成。而且，他对墨索里尼同德国人结伙没多大热情，当辛西娅暗示她在美国情报局里有朋友时，他表示很感兴趣。诚然，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战术，若一枪不中，倾刻之间就会祸患无穷。幸好，辛西娅颇为容易地说服他，从他那里搞到了意大利海军的军事密码本以及将电文译成密码所用的图表。辛西娅立即进行复制并赶紧送往伦敦。
辛西娅的巨大成就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94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凭借这一密码破译了地中海东部意大利海军的全部暗号后，在希腊沿海的马塔潘角附近将这支舰队全部打垮，“阜姆”号、“波拉”号和“扎拉”号等巡洋舰被击沉。按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这一仗在此关键时刻清除了轴心国对地中海东部英国制海权的一切挑战。”
显然，莱斯可以为辛西娅提供的情报已经不多了，而且，如果他继续留在华盛顿的话，在许多方面都会给辛西娅招致危险。
因此，辛西娅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对付这位海军上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辛西娅正是利用莱斯给她传递的情报使莱斯被驱逐出华盛顿的。
莱斯曾告诉过辛西娅关于意大利、德国海军去美国港口破坏船只的联合行动计划。英国情报局收到这条情报后转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马上通报国务院，很快，这位海军上将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逐回罗马。辛西娅在码头向他亲呢吻别，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向莱斯索取他走后可能为辛西娅提供重要情报的另一意大利官员的住址。
莱斯回到意大利后仍渴望他的祖国从纳粹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意大利国防部还尊称他是一个最忠诚和最值得尊敬的男子汉。
8．4新的使命
安全协调局对辛西娅在意大利大使馆里的表现非常满意。斯蒂芬森决定给她安排另一项重要的任务，让她继续施展其绝招以获取法国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
但是，斯蒂芬森清楚地知道，比起勾引一个已知道是反纳粹豹意大利海军军官来说，这个冒险计划要困难得多，这得从零开始，要搜寻有用的线索，最好是找一个接触法国大使馆高层人士的借口。为此，斯蒂芬森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从事这项性命犹关的任务之前，最好亲自去看一看辛西娅，以便面授机宜。”在此之前，斯蒂芬森仅仅通过报告和中间人与辛西娅联系。
1941年5月的一天，斯蒂芬森到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住处拜访她。他自称是“从纽约办事处来的威廉斯先生。”此前，辛西娅从未听说过什么“威廉斯先生”，她到纽约去也只是向另外两位英国联络人汇报。因此辛西娅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知“威廉斯先生”是个佯装英国安全协调局工作人员的轴心国特务，还是个试图查明辛西娅真实身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两人终于见面了。他们一面呷着鸡尾酒，一面以审视的目光探测对方，一场无形的较量开始了。斯蒂芬森一直在寻找她的弱点，估摸她当特工人员的能耐和潜力；而辛西娅则拐弯抹角的窥探他的来头。显然，两人都对对方耍的把戏感到满意。
最后，辛西娅根据他的言谈举止认定“威廉斯先生”正是她的上司斯蒂芬森；而斯蒂芬森也同样相信，正象人们所告诉他的那样，辛西娅确实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特工人员。
他们彼此熟悉后，斯蒂芬森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地向她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他有意把问题提得广泛一些，不作太具体的阐述，以便对辛西娅的反应作出评价。这是一个职业谍报头子初次会见他的特工时所惯用的一种测试手段。斯蒂芬森早已从报告中知道辛西娅的高明了，而现在他想亲眼看看她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辛西娅没有使他失望。
“了解当前的形势是重要的，”斯蒂芬森告诉她。“眼下，法国维希政府对大不列颠已谈不到还有什么感情了。且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已饱尝故上彼希特勒德国占领是什么滋味，他们希望英国也尝尝这种滋味。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正不顾一切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拼命。有一股按照盖世太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秘密警察势力在华盛顿活动，它的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参战，方法是宣传。破坏甚至暗杀。特别要当心暗杀，因为你可能成为暗杀的目标。”
于是，斯蒂芬森向辛西娅吩咐说：“我们需要得到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欧洲之间来往的全部邮件——函电、私人信件和明码电报。请注意，要的是全部。
这是最低要求。”接着，斯蒂芬森又向她说明，英国安全协调局迫切需要的是解读维希密码的线索，但没有明确地向辛西娅指出她得马上完成。斯蒂芬森感到辛西娅是那种精明。充满幻想而又富有热情的女人，对她所须完成的任务，只消举出一点就够了。
她的直觉可以使她能够举一反三，把其余的全都猜出来。况且，当时即使对她提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辛西娅总是觉得，如果她愿意的话，她能使任何一个男人向她吐露机密。在对付异性的问题上，她有着最大的自信心。然而，这一新的任务要求她打入维希法国大使馆并窃取其机密，所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维希法国大使馆是有它自己的秘密警察组织，对任何一个可疑分子，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并不掌握她的情况，因此对她难以进行保护；况且，人们都知道胡佛对英国人并不友好，保护的事就说不准了。尽管如此，辛西娅仍然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辛西娅并不是一个仅凭自己的姿色周旋于各国大使馆之间充当临时间谍的女人。在调查和研究了法国维希大使馆的人员情况后，她便明智地作出决定，不能从众目睽睽的华盛顿着手，而应从纽约着手，因为维希法国人集中居住在纽约的比埃尔旅馆里。
同时她也没有忘记仍用她的自己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开始时，她时常去看望她在智利结识的嫁给一名德国伯爵的一位女友和一位当了维希法国商人的太太的英国妇女。从她们那里，她对维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的人事情况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她们告诉她，大使加斯顿·亨利·海耶有些愚蠢可笑，正和一位已婚的妇女私通，而且他不喜欢美国的政界人士。辛西娅想以采访为借伺，因此她问：“谁管理新闻事务？”
“他呀，一个确让人着魔的人”，她的智利女友告诉她，“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布鲁斯，过去是法国海军航空部队歼击机驾驶员，军衔是上尉，一个美男子。真怪，他怎么会到华盛顿来做这一种完全不是他本行的工作。不过他很喜欢英国。在战争初期，他曾是英法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们有过极其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现役军官，他对维希法国是忠诚的，但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人。”
听了女友的这番话以后，辛西娅已暗自决定，在维希法国大使馆里，她主攻目标应是查尔斯·布鲁斯。然而她遵循的原则是：目标越高，就愈被重视。她决定以佯称采访大使为突破口。
毫无疑问，这一任务是对她的机智的一次严峻考验。她明白，她正面临着她事业中最困难的使命。她先与纽约办事处核实了她从闲聊中得到的关于布鲁斯的情况，结果完全证实了在法国沦陷前一段时期，他确实与英国皇家空军一些军官处得很好。
这给辛西娅以极大的鼓励。
辛西娅以美国自由记者的身份要求采访法国大使的申请没费多大周折就得到了答复；大使馆来电话说：同意会见美国女记者。但在具体安排采访时间时，她第一次未能在电话上同布鲁斯通上话。尽管接线员说他可以转告她的话，而辛西娅却坚持等布鲁斯来了以后她再亲自打电话来。终于，她同布鲁斯通上话了，采访的时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改变战争进程的女人辛西娅（下）
英国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时候递交的？情报的内容是什么？
然而，布鲁斯却对战事守口如瓶，他在谈到战争和政治问题时总是很谨慎。一次，在一家饭店里，他看到有一个维希秘密警察正坐在桌子旁，就向辛西娅透露说，他们的交往会带来危险，这号人总是在盯着他们，给他们找麻烦，因为他们不喜欢法国人伺美国人交往。
更不凑巧的是，维希政府这时决定厉行节约，削减驻外人员。大使派人通知布鲁斯，他必须马上返回法国。布鲁斯压根儿不愿意这么做，他抗议说，要他回去意味着又要从事他所讨厌的爬格子的工作，或者更糟糕，要随轮船从这个码头跑到另一个码头，整天无所事事。大使对他的处境深表遗憾，但是他所能提出的能够帮助布鲁斯的唯一方案是，如果他能够接受只拿一半薪水的条件，那么他就可以保留他在使馆内的工作。
对布鲁斯来说，前景是非常不妙的。领着一半的薪水，生活在华盛顿这样一个物价高昂的都会，还要养一个妻子，对他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他酷好应酬、交际，享受上层社会的生活，这微薄的薪金怎么应付得了？
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周全的方案是要求辛西娅与他一起回法国。至少，在维希政府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条件下，还勉强可以应付。
因此很自然地，在和大使谈过活之后，他就立即去找辛西娅。他向她详细他说明了情况，并问她是否同意与他一起去法国，他希望同她正式结为伉俪。
辛西娅知道，此事她不能擅自做主，因此她答应布鲁斯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但同时又叫他不要对此事抱有太大的希望。
辛西娅将此事报告了她的联系人。她的联系人起先认为，辛西娅之所以不能让布鲁斯返回法国，是因为她和他的个人关系陷得太深了，这是谍报人员所不容许的。辛西娅则愤怒地回答说，她当然极爱布鲁斯，但她之所以替布鲁斯着想，是因为布鲁斯是维希大使馆内最有可能向英国安全协调局提供所需情报的人。
于是这位联系人就提出，若布鲁斯同意领取半薪留在华盛顿工作，这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已久的机会——把他弄到英国这边来。如果真是那样，就得给辛西娅准备些钱，让她向布鲁斯提供帮助。对这一方法，辛西娅很不赞成，因为布鲁斯不是那种只靠女人维持生活的低贱男人。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一致的意见终于形成了：辛西娅应该向布鲁斯挑明自己是个间谍，效劳于中立的美国而不是英国。同时，给他提供帮助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即这是他答应向辛西娅提供大使馆一切有关战争的来往信函和密码电报复制件应得的报酬。不用说，这当然是一场生与死的赌博。但辛西娅认为值得一试。她感到，布鲁斯对维希政府感情是冷热参半的，因此她向他提出这一计划时，他肯定会同意的，关键是时机的把握问题。
辛西娅为此作好了精心的安排。她认为，首先必须循循善诱，为告诉布鲁斯自己是个间谍准备好条件；然后，在他默认了她的计划后，他肯定要提出一些问题，如她的后台支柱是谁，他怎样向他的大使交待等等。
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到了。辛西娅把她所担任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但机警的布鲁斯仍然猜想，在她披露全部真相之前，她必定曾搞过一些间谍把戏。很自然，俩人发生了一些争吵，布鲁斯甚至异常激动，说了一些气话。但辛西娅自有她的绝招，她把布鲁斯拉进她的卧室，稍加爱抚和亲热，一切都平息下来了。
她给布鲁斯说，很明显，这是唯一的一条能使他俩呆在一起的办法。然而有几天，布鲁斯总在寻思这种行为算不算卖国？他要不要改变主意？在他思想深处，那个英国攻击法国舰队的事件仍然使他怒火中烧。这几天辛西娅更是感到忐忑不安，如果上尉知道她是在为英国人效劳，整个计划将会毁于一旦。
时运终于来了。一天，在布鲁斯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法国海军司令部达尔朗上将发来的海军的一份通知的副本，要求他搜集在美国船坞停泊待修的英国军舰和商船的情报。谁都知道，达尔朗与纳粹德国打得火热，很明显他是要把这些情报交给德国海军情报局。这激怒了布鲁斯，他当天晚上就拿着这份通知去见辛西娅。
与辛西娅见面时，布鲁斯平静地把通知递给她，他神情冷峻而倔犟，什么话也没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以后，他又把海军武官发给达尔朗的几份复电的副本交给了她。复电中指出：“军舰‘击退号’在费城，巡洋舰‘马来西亚号’在纽约，航空母舰‘辉煌号’在费吉尼亚的诺福克检修……”德国海军对这份电文所作的决定是：“对这些军舰，或者就地予以破坏，或者监视起来待其出航后让德国潜水艇伺机而动。”总之要这些英国皇家军舰在短短的几星期之内全部被摧毁。幸而英国安全协调局及时得到了这份情报，对舰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否则那些军舰就会成为德国人砧板上的肥肉。
当辛西娅问他为什么会给她这一情报时，他面孔严峻而又有些窥避地说：“法国人没有给德国人当密探的义务。”打这以后，他就成了辛西娅最忠实最勤奋的情报提供者。凡是辛西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他都提供，例如信函、电报、大使馆档案室里的文件，以及种种私人活动情况如大使要会见某人，海军武官和陆军武官在做什么等等。布鲁斯干得出色极了。他简直是个无价之宝，来电有所问他就有所答，情报有所缺他就能有所补。除了口头提供的情报外，他还逐日给辛西娅写书面报告。
然而辛西娅也不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她怀孕了。为了不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她决定既不通知英国安全协调局，也不告诉布鲁斯。她假装去看望朋友，径直前往纽约做了人工流产。
在做完手术之后，她才把事情告诉了斯蒂芬森。
辛西娅绝不是这个时期英国安全协调局所使用的唯一女间谍。在纽约，除辛西奴之外至少还有两人，其中一位是法国人，另一位是英国人，她们定期来往于纽约、华盛顿与波士顿之间。
所有3人都使用她们女性的魅力猎取情报，然而给斯蒂芬森印象最深的还是辛西娅。她迅速物色到最恰当的情报来源并接着以行家里手的娴熟技术设计诱获猎物的诀窍的才能，使她如鹤立鸡群。当斯蒂芬森得知她并未引起什么惊扰、非常冷静而又明智地解决了怀孕的问题时，对她就更加器重了。同时，他也有些担心，在某些反间谍活动上笨得出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可能会伤害到他的情报人员。因此他警告辛西娅说，如果联邦调查局看到她同布鲁斯上尉的会面如此有规律或总是形影不离的话，肯定会怀疑他们之司不仅私通，而且还有间谍关系，甚至会猜测辛西娅是纳粹间谍。
经与辛西娅商议后，他决定辛西娅应离开他的乔治城的寓所，在沃德曼公园旅馆租一套房间住下。市鲁斯和他的全家也住在这里。辛西娅离布鲁斯的妻子这么近，表面上看来象是一个危险的举动，然而这却方便他们在没有任何外界监视的条件下彼此频繁接触。当然，他们从来不在旅馆的酒吧间，而是在辛西娅的房间里会面。
1942年初，英国海军情报局急于获取维希法国海军的密码，给情报人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首相丘吉尔本人又在这上面加上了一道砝码，这不仅是为了夺取法国占领下的马达加斯加，以阻止其沦为日本的潜艇基地，而且也是为了实现进展缓慢的法属北非登陆的计划。1941年底，美国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被勉勉强强拖入战争，但美国人过多地把注意力贯注在远东地区；而英国人则明智地决定，要让美国人对反德战争给予同等的关注。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提供确凿可靠的高质量情报，以表明该是攻占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时候了。英国人感到，维希政府的海军密码对搞到这一种情报是成败攸关的。
在这一背景下，辛西娅被召到了纽约。她的上司向她提出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的要求：明确要她搞到这种密码。要是换了别认，肯定都会反驳说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绝对不可能办到，而辛西亚运会：“这不可能。但我喜欢干不可能的事。”她对她的新任务感到欣喜异常。
一回到华盛顿，她立即向布鲁斯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气得肚子都快炸了，说辛西娅的老板准是个疯子，而她自己也不比疯子好多少。“难道你不了解密码本是由沉甸甸的好几册组成的，而且总是密藏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难道你不了解只有大使和首席译电员才知道保险柜的暗码？”布鲁斯狂吼道。
辛西娅明白，她必须适可而止，不能让布鲁斯在已最大限度尽职尽责的情况下又让他为难，以致采取放任的态度。她鼓励他说，自从她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在智利的时候起，她就对有关大使馆机要室的一切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她还说她有时还帮忙把电报译成密码或把密码译成电报。“若你不能帮忙，首席译电员如何？”
她提醒道。
“他叫贝诺瓦，是一个倔老头子。”布鲁斯回答说，“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另外，他就要退休了。”“那么，谁将接替他的职务？”辛西娅问。布鲁斯作了一个鬼脸，“他的继承人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是一个以机敏异常而又诡计多端著称的人。”
8．7碰壁！碰壁！
接着发生的是英国间谍史上有时出现的业余选手制胜职业间谍的使人兴味盎然的突出事例之一。
对任何一个懂行的职业间谍来说，都可以一眼看出首席译电员——衰老的贝诺瓦，是绝对腐蚀不了的这是一位头脑混乱的老头儿，为法国被德国侵占而忧伤，但又决心尽职到底，因为他素以对法国当权政府——不管其政治形式如何——克尽职守著称。辛西娅曾试图说服他，但失败了。勾引是不可能的，这种办法也不能拖他下水。
然而她的运气不坏。按正常情况，忠诚的外交官十有八九会立即把辛西娅的事汇报给他的上级，这是他的天职。然而尽管贝诺瓦忠诚尽职，却并非铁石心肠。也许他对女性有一种并无个人企图的骑士式的保护心理；或者，也可能，尽管他忠于职守，但他并不赞成攻击中立的美国。总之，他没向上级告发辛西娅。
“因此，当布鲁斯还在断言试图偷出密码本无异于发疯的时候；辛西娅对贝诺瓦的拒绝毫不气馁，她迅速把注意力转向贝诺瓦的继任人。这位继任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都住在华盛顿郊外的农村，而他本人的城区内有一套简朴的公寓。辛西娅还发现，他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凭以往的经验，辛西娅知道，一个做丈夫的在这种时候是最有懈可击的，加之他单独住在一套公寓，就更容易被攻克。然而，在职业间谍活动中，也许只有辛西娅才敢于在对贝诺瓦的工作失败后，连给她的纽约领导人招呼也不打，就转而向这位新上任的机要员进攻了。
辛西娅又开始以她特有的方式行动开来。她甚至没有与机要员预约，就径直去按他房间的门铃，说有急事要见他。战争期间，官方总是警告外交官们，要采取充分防范措施，谨防间谍，这足以便机要员小心戒备了。何况，贝诺瓦还很可能曾不指名地向他暗示有人企图窃取密码。但是，尽管这位机要员对辛西娅的来访肯定存有疑虑，他仍然鼓励他说只要他一个人在，欢迎她进来坐坐。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对一的场面，两个颇具诱惑力的行家里手面对面碰在一起，旗鼓相当。辛西娅思想上早有准备，如果这位机要员给她所需的情报，她就可以陪他上床；机要员则认为，如果能在艳福上稳妥地捞点外快就捞，但决不愿因此毁损其外交官的前程。就这样，一个不可移动的物体遇上了一块坚如泰山的磐石。
辛西娅采取铤而走险的策略。她一开始就告诉他，她是给美国人工作的。她爱法国，希望看到法国恢复完全的独立。总之，她需要海军密码。她还挑明，她会设法使他为此而得到经济的报酬；若密码索引每次有所更改他都能通知她，还可以定期给他预付的酬金。她的做法基于这样的事实：这位机要员的薪水相当低。
但是，这次她失败了。这位新任机要员说，一位这么惹人喜爱的女人，不该去操心干间谍这一类事。这一次失着，将以强烈的性虐待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对这位法国外交官来说，“爱”不过是游戏罢了：人们之玩“爱”犹如玩棋：虽然相当专注，但不过是为棋盘上得以吃掉一个棋子高兴高兴而已。而这场“爱”的游戏中，辛西姬只不过是一个棋子罢了。
一天夜里，当辛酉姬正走近沃德曼公园旅馆的电梯时，机要员突然过来向她问好。尽管事出偶然，但辛西姬十分害怕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见面，所以她请他进了她的房间。
辛西娅是个乐观主义者，尽管与机要员相遇纯属偶然，但她认为是这位机要员已改变主意，准备与她合作了。这样，辛西娅甚至没有要他以给她提供密码索引作保证，就与他发生了性行为，而密码的事还是无踪无影。
倒霉的事接踵而来。
当她和这位机要员正计议下一次约会时，电话铃响了。布鲁斯说他正在来看她的路上。她赶快把机要员推出她的房间。机要员慌慌张张地离去，在走廊里正好与布鲁斯碰个正着。当布鲁斯进门后，他们大吵大闹了一常更令辛西娅气愤的是，这位机要员不仅和她发生性关系，而且当他穿衣服的时候却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改变了主意，不想出卖维希政府的机密了。犹有甚者，他还威胁说，恐怕责任心会迫使他感到必须向大使汇报她要搞的名堂。
布鲁斯对辛西娅的放荡行为固然气愤，但他终究是爱她的。
令他可以聊以自尉的是，辛西娅千方百计地向他表明，这次的性游戏并不是什么特别惬意之事，而且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如果他开始就答应帮忙的话，这一切本该是可以避免的。
当冷静下来的时候，两人都意识到彼此都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布鲁斯毫不怀疑，这位机要员会向大使告发辛西娅，并竭力踏着他向上爬。因此他警告辛西娅，她正处在被维希政府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危险中，而且他自己也可能面临这样的灾难。辛西娅的危险还在于她很可能已经危害了整个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工作，不适宜于再去打维希法国使馆的主意了。
通常情况下，这些灾难是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然而，幸运之神总庇护那些灰心的恋人。他俩，不论是辛酉娅还是布鲁斯各自都不甘心失败。辛西娅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活动，并以此羞辱性的失败为鉴戒，重新考虑了通盘计划。布鲁斯再一次对他的粗暴和无礼向辛西娅表示道歉，并希望进行和解。事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他对辛西娅的爱较之辛西娅对他的爱更为深沉，两人又和好如初。
表面上看来，他们两人似乎都完了。然而，由于布鲁斯的沉着冷静，命运再次使这对情人摆脱了险情。布鲁斯决定，必须马上对这位机要员可能采取的报复性行动采取反击。这位布鲁斯极为蔑视的同事，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一位战斗机的驾驶员肯定也会觉得要比一位职业外交官高出一头。没过多久，大使就来找布鲁斯，说机要员曾报告他曾拒绝接受辛西娅要他出卖维希机密而给他的一大笔贿赂，问布鲁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布鲁斯显得很冷静，摆出一幅漫不经心的神态。他说，辛西娅是一个颇有声望的美国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华盛顿很有影响。他还提醒大使，既然现在美国已不再是中立国了，这当儿去捅这个马蜂窝，若出乱子，恐怕不是审慎之策。“这位机要员是位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传播者，他的饶舌会损害法国的利益的。”布鲁斯补充说。
大使同意不去与美国当局横生是非，因为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上层人士中可能有保护人。布鲁斯欣然表示同意，接着又说：“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位机要员的恶意中伤有可能是辛西娅拒绝了他的淫荡要求，他就伺机报复。”当大使询问这位机要员还散布了些什么流言时，布鲁斯打出他的王牌。他回答说，他到处散布关于大使本人与一位男爵夫人的艳闻轶事。
布鲁斯发现这一招立刻见效。大使神情显得十分尴尬。他对布鲁斯的推心置腹表示感谢，谈话就此结束。不到24小时，这位机要员就被通知，他不再负责机要室了。这个出色的战斗机驾驶员，一下子就把他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8．8使馆窃密
赶走机要员之后，辛西姬和布鲁斯就摆脱了他们眼前最大的拦路虎，但是，如何把密码弄到手依然是个问题。经过进一步的商议，两人决定：唯一的办法是夜盗机要室。这意味着他俩必须亲自参加盗窃活动。辛西姬把这个主意汇报给纽约，并给他们绘制了一张大使馆详图，图中特别介绍了机要室的位置和结构。值得庆幸的是，机要室位于使馆大楼的底层，房间有一扇窗子，窗子外面是周围长满树木的草坪。
对于辛西娅的建议，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最初反应是，企图偷盗大使馆，乃是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发疯了的典型表现，辛西娅的主意无异于此。但是，有两个因素改变了斯蒂芬森的看法：第一，邱吉尔在伦敦已等得焦急难耐，不断来电催问，密码在哪？
第二，既然布鲁斯现在已成了辛西娅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同伙，有他作大使馆方面的内应，这事看起来确实存在一线成功的希望。
当然，布鲁斯只能作个内线或者在执行计划中充当一下诱饵，这一计划的执行，还需要一个能开保险柜的真正的窃贼。
到哪去找一个窃贼高手呢？让斯蒂芬森难以理解的是，伦敦方面如此急切地想要那里的密码，但秘密情报部门为什么不把他们掌握的那些高明的撬保险柜的专家送一个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和陆军总部把一批在全欧洲均属上乘的撬保险柜窃贼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分别收归自己所用。这些窃贼高手都在哪儿？好在英国安全协调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已进行合作，或许可以从战略情报局那里我到解决办法。
斯蒂芬森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的组织特别是辛西娅不受联邦调查局的损害。尽管美国现在已是英国的盟国，但联邦调查局在埃德加·胡佛的对外国一律怀疑、妒忌的排外政策的领导下，有时仍然拿英国当敌人对待。幸好战略情报局并不喜欢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他们不但答应对盗窃的计划保密，而且还许诺，万一辛西娅被捕，他们将全力搭救并以某种合法的方式为英国进行掩饰。
在战略情报局的帮助下，斯蒂芬森从纽约的一所监狱里找到了一个窃贼。窃贼是加拿大人，他和他的英国同行们一样，是在答应自愿从事夜撬敌人保险柜的危险工作后，被从监狱里弄出来的，其报酬是完成工作后予以释放。他们是未被赞颂过的英雄。
其中有些人的贡献理应享受崇高的荣誉。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有个绰号叫“窃贼乔治亚”，这一点一开始就给辛西娅增添了信心。
他是冷静的化身，他显然为他的特异技能感到非常骄傲。看来他真是个行家。
窃贼来到华盛顿，他们一起开了一次会，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保险柜和机要室的情况。于是，辛西娅说服布鲁斯找个借口闯入机要室看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恰好老贝诺瓦就要退休，因此布鲁斯的借口是顺便进去同他聊聊，以示告别。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贝诺瓦仍坚持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机要室的规定。“你知道关于保密原则的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