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申斯基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冷面杀手斯塔申斯基
只要轻轻扣动板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
3．1初入谍门
几个月来，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仔细观察他的行动或者和他正面接触，比如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而最为重要的，他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他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苏联主子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他的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原来在于准备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特务的会见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武器表面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
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年轻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护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苏联提供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作为报酬，他的家庭成员将免遭逮捕。谈话后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他的化名叫“奥列格”。在以后的时间里，斯塔申斯基为了执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了下来，并上报那位上尉。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必须尽快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抵抗团体，设法搞清楚那位亲苏联、反天主教的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谋杀的详细情况。并再次受到威胁，如果他不再帮助他们干的话，他的双亲和姐妹将被驱入集中营，事实上，苏联人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几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国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为借口，设法打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地下团体。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地进行了汇报，结果，国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说，既然乌克兰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他就再也不能国家了。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须放弃学业，加入国家安全部。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偶尔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小笔钱和被领导拍拍肩膀。但是当斯塔申斯基说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绍给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里的一些乌克兰地下运动组织成员之后，他便以其情报质量之高给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他向苏联人提供了加兰的谋杀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苏联的薪金名册上列名，月薪9oo卢布。3．2性命游戏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罗斯”。
在基辅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还被授以德文和间谍知识。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并入克格勃。斯塔申斯基被允许同他的双亲见面，但只能告诉他们他在基辅工作。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身份：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的一个日耳曼族人。斯塔申斯基为了扮演他一生中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训练是极端彻底的。在苏、波特务机关军官的陪同与监视下，他使用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姓“凯佐”。在波兰，莱曼到曾生活过的重要的地方旅行，并熟悉这里的一切。最后，斯塔申斯基被带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占区，移交给了他将来的苏联上级军官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无须赘说，约瑟夫·莱曼，这个他将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甚至在基辅训练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不放松他的训练，交给他全套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任务来检验他。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后，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监视。1956年，斯塔申斯基开始被克格勃启用。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作为“莱曼”，他必须同一个化名叫比萨加的乌克兰移民建立联系。比萨加一面任职于一个乌克兰流亡组织在慕尼黑发行的反苏报纸《乌克兰独立报》编辑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细在这个德国城市里进行活动。然而，斯塔申斯基一点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务机关业已获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他们已将他同比萨加谈话的情景拍了照片。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比萨加是莫斯科的特务，由此他们推断斯塔申斯基是在为同一个主子工作。但是，这时西德国家安全部机关已为克格勃所渗入。那个机关的苏联科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苏联特务。他很可能将关于斯塔申斯基的情报压下不报。
斯塔申斯基这时已成为一个忠实的苏联间谍，否则苏联人绝不会考虑派他去杀人。原先他仅以为盯列夫·里贝特的梢，以便适当的时候将其劫持回乌克兰，而决没有想到要执行杀害他的命令。
作为见习斯的间谍，斯塔申斯基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被要求尽可能查明里贝特所有的活动及日常工作规律。在对里贝特进行侦察时，里贝特一离开卡尔斯普勒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踪自己，又好像里贝特早已认出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一切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巴德出生于卡塞尔。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
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危险更多。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不仅如此，糟糕的还在于如果干得不利落，而一旦被侦破，克格勃也许就会无情地放弃你，把你推上断头台。
斯塔申斯基开始了对班德拉的盯梢，他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手中紧紧扼着他的武器，准备随时发射。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总之，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那只手没有扣动板机。
这样，在他离开时，他将他的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就像他杀里贝特之后所做的那样。为了哄骗克格勃分子，他审视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门锁，然后，他弄断了那把万能钥匙。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却自相矛盾。克格勃为了进一步追捕乌克兰流亡者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个心理上的把戏，他们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双亲所在地，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会面机会，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心理上对斯塔申斯基的继续控制。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这一次该怎么干，他再明白不过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气晴朗，阳光柔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继续从齐伯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里对班德拉进行监视。
这次他再也无法犹豫，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突然，一辆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
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在那里，斯塔申斯基被塞尔盖介绍给东柏林克格勃的头面人物，这位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勋。
接受红旗勋章，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意想天开之事，他从来没有得过如此高的奖赏。他内心一阵兴奋。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与他亲爱的英格·波尔分别，甚至可能是从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痛切地知道，这种奖励只是一种虚幻骗人的东西而已，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斯塔申斯基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次杀人的细节，克格勃问得要比上次仔细的多。几个苏联人对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检查，并且告诉他，“这次谋杀并没有做得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作了调查。而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脸上被玻璃碎片划破的地方。德国警方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下来前，斯塔申斯基应当留在莫斯科。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然后详细询问了班德拉被谋杀的经过和现场情况。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
3．3逃离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尔。他为曾向英格说过一次谎而担忧。当时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去莫斯科，而谎称是去波兰出差。这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行当，并拿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干杀人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向英格启齿，吐露自己的真情。在这期间，他的克格勃领导人塞尔盖向莫斯科方面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莫斯科方面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叫他因此露馅。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于是，这位克格勃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而是苏联国家保安部的一名成员。
“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在一月份双双来莫斯科，同时你坚决不能把你谋杀里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克格勃的头子坚决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执行，就不允许他们结婚。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他毫不顾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静静地望着月亮，他等待着英格的回答。英格对听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静，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房间是那样的宁静，两个人呆坐在那里，谁也不愿说话，谁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静。“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英格疑惑地问道。
“这样一个行动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划好，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斯塔申斯基解释说。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事实上，他的德语水平不是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他想起，克格勃曾坚持要他回莫斯科学英语，这正是他所渴望的。然而想到谋杀，他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联想。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语国家再次充当杀手？他咽回了要对英格讲的话。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对待他俩将要出逃这一危险计划。她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师，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
他们俩人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他们也在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他们被获准结婚。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1960年5月，他们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人，由这位女人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下的不安。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简直一样的可怕。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冰的枪口。无论他逃往何处，克格勃的魔爪都会向他伸来。一天，早就怀疑寓所内装有窃听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彻底检查一下住房。果然，他发现那儿藏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现在他们完全清楚了，不仅他们同亲友的来往书信受到检查、每次外出受到监视，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窃听装置。从此以后，他俩要说什么秘密话，要么只能去公园，要么就只能用纸进行笔会，用完之后立即将这些字纸小心地烧掉。
“这不是生活，简直是个活地狱，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逃去。”英格在走向公园的路上激动地对斯塔申斯基说道。她确实已经忍无可忍。还有更使他们震惊的事。9月，英格发现她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斯塔申斯基顺便向他的克格勃领导提起了此事。结果，这位克格勃头子怒气冲冲，而且命令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涯将会中断。“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儿生活，”这位克格勃领导威胁地说道。面对残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无言以对。
回到家里，他愤怒地告诉了英格。也许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决蕃笼。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他设法说服他的克格勃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甚至用他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出国许可证。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她无论如何要设法把她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给他的丈夫，请求谢列平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她的身边照顾她。英格离开莫斯科不久，克格勃发给斯塔申斯基一份“红旗勋章”的证书，宣布他“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9年11月6日颁发的政令”，投予他红旗勋章。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为了实现出逃计划，他想法住进了医院，设法拖延她的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丈夫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即刻打报告给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了拒绝，相反，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
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死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在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之后，他可对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个通知，他可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在东柏林，他们见到了那里的克格勃领导，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必须接受密切监督，因为这孩子有可能是美国间谍为了诱使斯塔申斯基离开莫斯科而毒死的。
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变成了生活的严酷现实。“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我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愚弄我们的监视者。”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着实令斯塔申斯基担忧，他担心到关键的时候，英格会不得不去参加葬礼，她的感情会使她不愿逃跑，失去良机。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克格勃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东柏林，他们在舍恩豪塞——阿里车站上了一列电气火车。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他们终于逃出了虎口，来到了西方。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他们走后几小时，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为什么这段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等等，问题令人费解。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斯塔申斯基这位克格勃的杀手，他所杀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对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乌克兰地区内的还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们的领袖。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
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为了彻底掩盖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而现在，她又悄悄地消失了……
秀贝格尔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闺中谍秀贝格尔
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顷刻就可迫使西德就范。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赫尔加等十几位漂亮女郎先后成为东方间谍之后，西方的绝密文件如同流水一般泄露而出。华沙条约组织发动闪电式袭击所需的战斗性情报来自这些闺中谍秀，其中主要是赫尔加·贝格尔。
“大量女秘书变成间谍，波恩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各部到处张贴这种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7．1落入谍网
当赫尔加·贝格尔兴冲冲地跨进巴黎拉斯帕伊大街的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大门时；这位20岁的姑娘决不会料到以后她会变成战后最危险的风云人物。很久以来，东方的特务机构一直把能掌握外文的年青姑娘作为他们攻克的对象，以利于他们借这些年青女郎进行谍报工作。每发现一个女性目标，东方特务机构都要登记注册，注册后的女郎，在她们的全部职业生涯中，将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有机会，特务机构就从大量的候选女郎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位，经过引诱，迫使她们一个个上钩。赫尔加·贝格尔就是这样踏上特务事业险途的。
这位芳龄20、头发棕色的姑娘，身材矮胖，一双伶俐的大眼，使人感到她聪明无比。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也不泛女性的摩登。1961年9月的一天，她跨进了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开始了她的学业。她勤奋努力，虽然有些谨慎、腼腆，但是入学不到一年，就通过了学校的所有考试。获得毕业文凭后，赫尔加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她来到一家化工厂任商业秘书。3年后，她离开了令她厌倦的古城皮尔马森斯市。
1965年，赫尔加来到波恩。一张报纸上的启事引起她的兴趣，她前往联系，很快被招聘为外交部的秘书。这位昔日的商界小秘书在首都交上了在外省的同事们梦寐以求的“红运”。然而，赫尔加却万万没有料到，“红运”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结局。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员看到条件已成熟，便立收鱼线，开始密切地注意她的行踪。赫尔加住在波恩被称为“秘书之家”的一幢大楼的寓所里。这里舒适平静，隔窗远望，满目一片都市风光。
赫尔加感到一阵阵的激动，她希望自己能在这里轻松的生活一段时间，忘掉痛心的苦恋和感情的纠蔼。夜晚，赫尔加常常自己一人走向集市上的咖啡馆，在那里消磨夜晚漫长的时光。
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在朗哈尔特咖啡馆吃完冰淇淋，准备返回寓所时，一位陌生的男子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问她：“小姐，请告诉我剧场在什么地方？”
这位男子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这位男子的热情和男性的气质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赫尔加的注意力，她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一种本能的冲动袭向她的全身，她久久地注视这位美男子：美丽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健壮的身材。赫尔加压抑在心中的情火又一次燃烧起来。她想起了往日与他幽会缠绵的皮尔，她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位美男子就是往日的他呀。当这位美男子告诉她说：“我叫彼得·克劳斯，希望以后能与你再次见面”时，赫尔加无限激动，她毫不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第二天，赫尔加换上新的礼服，如约来到朗哈尔特咖啡馆，他们久久地攀谈，不忍离去。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会面。不久以后，赫尔加就很少在白杨树大街自己的寓所过夜，而经常去彼得的住地幽会了。彼得在莱茵河畔科尼施温特租了一套陈设豪华的房间，赫尔加经常和彼得在这里谈天说地，幽幽缠绵。很快赫尔加便扑向了彼得的怀抱，他们如胶似漆，疯狂地走向了爱情的雀巢。彼得不久就向赫尔加正式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他待人殷勤、温柔，态度谨慎，所以赫尔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由于彼得对自己的生活来源守口如瓶、严加保密，这使赫尔加的父亲对这位自称没有地位但又挥金如土的求婚者产生了疑问。赫尔加的父亲为此请了一位私人密探对这个求婚者进行侦察，结果使贝格尔一家惊恐万状：原来未来的女婿用的竟是假名！赫尔加要求彼得作出解释，彼得遮遮掩掩，直到他和赫尔加一起来到里米尼度假，彼得才向她透露“真情”：他是英国情报处的间谍，他的任务是了解西方人是否能真的信赖德国人，波恩政府在同苏联人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彼得坦露真情后，逼迫赫尔加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彼此分手；要么就成为一个英国间谍夫人，并协助他的工作。
赫尔加望着彼得魁梧的身体。伏在他宽阔的身上，她不舍得丢掉这位美男子的丈夫。抚摸着彼得健壮的肌胀，赫尔加情火起伏，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她又一次扑向彼得的怀抱，埋头于他有力的身躯之下。在一份东柏林伪造工厂制作的、印有英国徽章标记的表格上，赫尔加签上了她的名字。就这样，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波恩又多了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7．2施展魔法
婚后的赫尔加以诺娃的身份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涯。她开始从彼得那里学习获取情况的种种手段，也开始了她风流的间谍历史。刚入谍界，诺娃并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作用，也不知道她已成为东德的特工间谍，她以为自己从此加入了英国情报处。开始时，诺娃提供一些诸如秘密电话号码以及有关某些高级官员的风流韵事等微不足道的情报。也许，这对于以后进行讹诈活动是有用的，但总的来说，没有多大油水，仅仅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赫尔加的丈夫为人热情、谨慎，她非常喜爱他，他宽阔健壮的身躯、富有男性魅力的肌肤、发达的胸饥有力的臂膀，无不令她梦牵魂绕。她难以相信彼得所说的情报处的背景，她不相信有必要逃往东柏林与情报处的人相会，她根本就难以相信自己的丈夫竟是间谍，唯一的感觉是，每天晚上与她同床共枕的彼得，似乎心事重重，并不象他们刚堕人情海那样可信可爱。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东德安全部在波恩的上司都要求彼得再投诱饵，牢牢地把这位新的成员巩固起来。按照上司的旨意，彼得·克劳斯串通另一个东方间谍设置了一个新的骗局。彼得告诉诺娃：“我们的上司已从伦敦抵达这里，他想同你会面，并向你表示祝贺。”诺娃半信半疑，在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一套豪华的客厅里，诺娃见到了一位50开外的绅士。他以上司的身份用德语对诺娃说：“伦敦方面对你非常满意”。他赠给诺娃一支英产金笔和其它许多名贵化妆品。诺娃确信无疑了。她为能与上司见上一面而高兴，为自己能加入一个传奇式的情报机构而感到骄傲，他们共进了晚餐。
面对这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彬彬有礼的款待和过分热情的招呼，赫尔加心花怒放，她的情欲之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上司。当两双炽热的眼睛相遇时，赫尔加再也按捺不住狂跳的心，当晚，他们就住进了“美洲豹”
大饭店。兴奋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赫尔加为有一位既是她上司又是她极其理想的情人的男人感到自豪。从此以后，赫尔加频繁地与这位自称是她上司的男人来往，并加倍的努力，尽力满足上司提出的种种要求，向他提供价值越来越高的实质性情报。以此为借口，赫尔加常常与这位上司幽会，一起出入于宾馆酒吧，忘情的吃喝玩乐。她为多一位共度情海者而常常夜不能寐。
一次偶然的机会，1968年春天，诺娃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她又一次来到华沙，任西德商务代表处主任海因里希·博克斯博士的秘书。当时，西德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正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同东方和解的政策。由于华沙没有西德大使馆，因此博克斯博士还负责同波兰官员进行秘密接触，这样赫尔加不仅能够看到商务处的各种文件，而且对暗中的交易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她现在又多了一条渠道，可以在枕边套取机密。赫尔加极力装扮自己，百般卖弄风情，一有机会就挑逗这位60岁高龄的博克斯博士。博克斯博士尽管已年岁渐高，气力不足，且笃信基督教义，仍然难以抵制来自赫尔加这位女秘书的性诱惑、他也忘记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女秘书的“无限魅力与温柔”下跌倒在床上。
彼得在华沙租了一个小套间，他每月来两次。在这个小套间里，他有时连续工作几小时，拍照复制诺娃从商务处窃取来的大量文件。诺娃工作效率极高。她同博克斯博士这种亲近的暧昧关系使她免去了所有检查。她只需在打字机上多垫放一张复写纸。
每隔半月，她带上装毛衣的塑料提包到彼得的住地走一趟，秘密情报就藏在毛衣内。这一狡猾的交接情报手段连续使用了两年，直到博克斯博士离职退休为止。
两年多的时间，博克斯博士似乎毫无怀疑，每当他稍有觉察或微感不适时，赫尔加就投去妩媚的目光，撩拨这位商务代表处主任。一次，赫尔加如法在打印机上放上复写纸，正在打印，博克斯博士向她走来，赫尔加急忙向他投去温柔的一笑，一只手自然地伸向他的衣裤，另一只手迅速地取下了打印机上的复写纸。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博克斯博士便再也顾不上瞄一眼打印机，就和她躺倒在松软的沙发上了。利用这一手段，赫尔加逃过了无数次疑问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蒙混过关。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东柏林国家安全部和苏联的克格勃始终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乃至整个西德战略了如指掌。
此后，赫尔加独身留在华沙，她已不象姑娘时代那样天真钟情，只要能获取情报，能得到更多的钱物、更美丽的生活品，能受到上司的称赞，她什么都不怕。从内心深处讲，赫尔加为自己能如此有魅力，令一个个敌人倒在她的石溜裙下俯首听命而感到无比自豪，她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满足，这样令她兴奋和激动。独身生活一段之后，赫尔加渴望早日返回波恩，与退休后己在那里定居的博克斯博士团聚，同时又可以更加频繁地同彼得相会。她开始不安地给彼得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地打通关系寻求新的窃取情报的要位。
7．3如鱼得水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
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只能获得一些价值低的情报。赫尔加便经常去博克斯博士的住所，在那里同博克斯博士一起娱乐。生活了一段时间。
赫尔加这时仅30多岁，风韵十足，正是风流的大好时机。
她受不了没有男人的寂寞，每当夜色降临，她便走进五光十色的咖啡酒吧。1971年2月，赫尔加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到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休息厅，等待她的是一位40开外、气度不凡的绅士。这位绅士就是彼得投向赫尔加的猎物，他要赫尔加打动这位绅士，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彼得希望赫尔加能发展新的间谍人员，以到处插手，而这位绅士正好与军界要人来往密切，是一个理想的发展人眩赫尔加走向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看起来好象不是德国人，是英国人，是吗？”绅士感到奇怪，答道：“我不象吗？其实，我的祖父里有英国人的血统。”就这样，两个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不久，他们便你来我往。赫尔加试图用自己的魅力把他拉下水，一日，赫尔加走进高级美容店，经过仔细地化妆，穿着一套艳丽呢绒上衣，来到了绅士的小别墅。她百般献媚，试图让绅士落入她的情网，当她提出有关绅士好友的军事工作时，这位绅士突然感到惊讶，立即穿上衣服。
间谍习惯性的警惕告诉赫尔加，此人非一般绅士人物，她匆匆逃离，并再也没有出现在绅士的面前。此后，赫尔加更加谨慎行事了。两年多以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位年青的女谍这时已当上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频繁地约赫尔加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在拉布什里餐厅共进晚餐，在拉丁区的旅馆过夜。
机会的到来，给这位化名诺娃、擅长冒险的间谍带来了活力，她“又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她把所有她经手的电报的副本定期送给化名为克罗斯·韦勒的彼得。几个月后，诺娃返回波恩，经过又一次“安全审查”后，她被提升为外交部主任秘书。
这样，诺娃大显身手，她提供的情报更为重要，连连受到上司的夸奖。诺娃不仅更加卖力地工作，而且大展风情，从不放过每一个获取情报的机会，以致几乎所有东柏林感兴趣的机密情报，她都握在手中。为了方便情报传递，她买了几个同样式的手提包，对外似乎是为了方便，实质上是用这几个包源源不断地把窃取的情报带出办公地点。在此后的4年里，她更加频繁地去彼得在多特蒙德的住地，把所有得到的情报传往东方。彼得竭尽全力支持这位女间谍的工作，为她提供一切高级的作案工具。诺娃逐渐得心应手，习以为常，一直用那个传递情报的塑料提包每周把涉及各个方面的大量秘密报告给他：法德定期磋商；德国与阿拉伯对话；欧洲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次会议；德外交会议纪录；首脑秘密会谈备忘录；欧洲理事会会议等几乎外交部所有的情报。东柏林的有关人员又一次欢呼雀跃。
赫尔加的校友，后来的同事格达·奥斯丹丽德也充当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在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期间，由于她苗条的身材和美丽的眼睛，引来了无数青年人的痴迷，但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后来，格达热恋上一位在阿力昂斯法语学校结识的德国同胞。事实上，这位自称是某汽车配件销售办事处总代表的男人也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名施勒特尔，专门引诱女秘书上钩。这位罗曼蒂克的女性渴望爱情，在施勒特尔的进攻下，很快就范。不久，他们结了婚。从1965年到1973年，格达先后担任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波恩外交部的秘书。她盗窃了3500多份机密文件，全部由她丈夫拍摄成微缩胶卷，并通过科陋—柏林特快列车上的信箱寄往东柏林。这个女间谍因此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女英雄”金质勋章。
但是，间谍夫妻并不比其他夫妇更经得起坎坷的磨难。施勒特尔夫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格达心里开始猜疑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生活。1973年的一天，她动摇了。她前往警察局自首，供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然而，施勒特尔则及时地逃之夭夭。
由于赫尔加、格达等众多“女秘书”间谍的出色工作，西柏林的大量情报迅速传向东德，甚至西德总统关于阿尔法新型喷气式飞机一事写给施密特总理的信；美国卡特总统与施密特总理之间的关系报告；西德对非洲的政策等等。由于东德安全委员会特工人员的出色工作，西德反间谍机构领导人在出了一系列“故障”和丑闻之后，被革除了职务。上台的是里夏德·迈尔，外称“铁扫帚”。这位铁腕人物对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他开始推行他的一套新的侦察方法，从人员编制到使用手段。为了提高反间谍的能力，里夏德·迈尔下令配置了一台“纳迪斯”巨型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耗资巨大，但却大大提高了侦破人员的工作速度。他们依造这台计算机，侦破了东德安插间谍的各种伎俩。为寻找所有埋藏在西德的间谍人员的线索，里夏德·迈尔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令，让每一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户口管理局注册登记。
登记后的数据再输入“纳迪斯”计算机，计算机对所输入的数据精细的核查，然后把所有值得怀疑的人员名单提供给侦探人员。
反间谍人员靠来自计算机的名单顺藤摸瓜，首先对怀疑者进行监视，必要时再审查清理。首当其冲的是罗热夫妇，在经过一个月的严密监视后，罗热夫妇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准备外逃，在他们准备乘飞机前往柏林时，警察拘禁了他们。侦察人员在罗热夫妇的寓所里搜查到了总理府关于筹备召开下届世界最高级经济会议的秘密报告副本，而这份材料只可能来自一位叫达格玛的女秘书的办公室。1977年5月4日，警察逮捕了达格玛。这位美丽的女郎由于衷于爱情而堕落为间谍，初审被判处3年徒刑，后又受到加刑，改判为4年零3个月。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依靠“纳迪斯”
计算机，成功地逮捕了达格玛、卢策夫妇等15名间谍。这台计算机被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的工作人员骄做地称为“纳迪斯局长”。
7．4堕入深渊
“纳迪斯局长”的本领，使许多间谍走投无路。随着一对对间谍夫妇和间谍的落网，西德反间谍机构开始全面反击。
1976年3月6日，赫尔加和彼得在多特蒙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这一天，彼得精神紧张，他怀疑赫尔加已被人盯上。他们来到多特蒙德，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彼得一扫往日的疯狂，忧心忡忡，赫尔加从彼得神态中多少感觉出了点什么，她一再追问，彼得总是以借口转移话题。3个多月以来，这位年青妇女已被波恩反间谍机构监视，由于间谍的缕缕落网与变节，赫尔加也被告发，并处在“纳迪斯”的监视之中。彼碍极力想摆脱这种烦恼，想让自己与赫尔加的这一夜过得更好、更充实一些，但是，职业性的反应和心理的恐惧使他总难以入睡，他辗转反侧，内心的矛盾与对赫尔加的爱相互交织，他既担心自己会很快落入法网，又对自己长期利用赫尔加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至今赫尔加还以为她在替英国人卖命。思考再三，这位间谍老手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施展间谍行业的惯术、丢卒保车，舍人为己。第二天，彼得乘火车逃往东柏林。一抵达目的地，他就给赫尔加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出了点事，请你不要担忧。”赫尔加听到电话，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她明白，彼得的电话在告诉她，她的上司已暴露，并且逃遁，留她只身一人。赫尔加也试图逃离西德，但是无法与上司联系，要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的环境和命运，她似乎还缺少勇气。以后的两个多月，赫尔加一直夜不能寐，她担心有朝一日西德反间谍机构联邦刑事局的警察会闯进她的寓所。她的脑海在翻腾着，回想着1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不仅充当间谍，获取了无数重要情报，而且游戏情海，渡过了自己最辉煌也最放荡的青春时代；有过成功后的刺激与兴奋，也有过矛盾与纠葛；与彼得的相识、结婚，最后的告别。……赫尔加内心越加空虚。5月5日的清晨，赫尔加刚刚吃过早点，便听到一阵阵急促的叩门声，听着叩门声，她心跳加快，她希望是彼得，又害怕不是，在思路混乱步履慌张中她打开了大门，迎面来的不是她渴望的彼得，而是衣冠楚楚的警察。
虽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赫尔加还是有些茫然无措。走进警察局，赫尔加遵循从前得到的指令，矢口否认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然而，面对自己叛变的种种证据，她显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她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叛国？直到最后一刻，诺娃还以为她在替英国情报处效劳。她悲愤，为自己被捉弄感到耻辱，为彼得一直欺骗自己的感情和人生羞愤不已。她不曾想到，10年来，她一直被蒙在鼓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叛国，英国间谍？东德间谍？赫尔加再也昂不起头来，她绝望了。
1977年11月2日，迪塞尔多夫法庭给她叛处了5年徒刑。
“纳迪斯”计算机强大的作用，一个个爆炸性的间谍案连续发生，连续几个月，人们曾竭力予以掩盖。国防部长乔治·勒伯尔是一位年迈的兢兢业业的社会党人，他很晚才获悉事实的真相。当丑闻被一家保守党的大报纸披露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人不得不辞去职务。这些叛变案牵涉的范围之广、人员之多是令人惊骇的，它动摇了整个西德的军事防务。有人说，事情发生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得不修改了它的整个防务部署。专家们分析，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依据所得到的情报，不费吹灰之力，倾刻间就迫使西德就范。
大量女秘书沦为间谍、机要人员被收买，使波恩政府大为震惊。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波恩政府调换了许多人的职位，并在当局各部门的办公室里贴上了醒目的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勒鲁瓦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谍海枭雄勒鲁瓦（上）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回顾自己30年的特工生涯，勒鲁瓦说道：“我立志全身心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着，为了弄到情报，我四处搜寻，总能得手。但哪里料到，道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1．1特工生涯的序曲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还能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炼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勒鲁瓦他们布列塔尼人，还有周围其它城镇的许多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活动初期，他们人数不多，其中有许多是勒鲁瓦终生难忘的伙伴。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雷蒙·阿迈尔。和勒鲁瓦一样，阿迈尔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1年初，勒鲁瓦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和阿迈尔邂遇。当时，他和阿迈尔都只有20岁，青春焕发，无所顾忌。他俩虽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劫，法国粮食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进行实地调查。
马里埃纳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勒鲁瓦大20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还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这提醒勒鲁瓦，必须对他格外警惕。
勒鲁瓦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
一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勒鲁瓦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勒鲁瓦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马里埃纳的眼睛。“直到今天，他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话的诚挚语调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耳旁。”勒鲁瓦回忆说。
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勒鲁瓦了解到马里埃纳原来是“西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化名叫做“莫尔旺”。为了掩人耳目，他给勒鲁瓦取了个化名，叫作“菲维尔”。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勒鲁瓦站在丛林之中的一块草地上仰望着苍穹，像是等待着什么。一把降落伞像一朵反扣的白莲花朝他徐徐飘来。伞下悬挂着的一位巨人刚一着地，两腿一伸直就站到勒鲁瓦跟前。他身高足有1．9米。勒鲁瓦正欲开口，巨人却抢先一步，用地道的法语说：“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下支队的生存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了，顿时军威大振。勒布朗教队员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他们进行肉搏战的技巧。他制造的塑料炸弹，仅用几两炸药就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看他从容不迫。漫不经心的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队员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勒鲁瓦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紊、严肃认真的态度。相比之下，勒鲁瓦他们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游击斗争大不正规了。如今，勒鲁瓦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
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他现在才明白，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战争。
勒布朗来到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队员们现已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勒鲁瓦说：“我今天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如同来时一样，这位美军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勒鲁瓦后来知道，他的真名叫罗斯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是一名职业特工。
20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过程中，当一位心理学家问勒鲁瓦为什么要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勒鲁瓦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受了勒布朗的影响。”
这位心理学家惊讶不已，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其实，这是实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勒鲁瓦对特工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战争的高潮就要来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勒鲁瓦和他的战友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自己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他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1945年5月，勒鲁瓦穿着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装，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接受德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了！多少年来，勒鲁瓦和他的伙伴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他们不惜冲锋陷阵，不借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
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
正当他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
过去，是他把勒鲁瓦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的启发之下，勒鲁瓦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一个部件”
。如今，他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他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上司向他推荐的有意思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勒鲁瓦被录用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紧接着，布列塔尼支队的其他队员也陆续到来了。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作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
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勒鲁瓦说。他哪能料到，道路尽头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悲剧。
1．2独树一帜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即将上任，他准备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处长和副处长们在办公室里排成三行，等待着新局长的到来。
布尔西科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起初是在税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期间，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这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新局长来了，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他准备和大家一一握手。突然，他看到站在第二排的勒鲁瓦，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勒鲁瓦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顿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勒鲁瓦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勒鲁瓦也认出了他。
那是在一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始终站在会议主持人的身边，很引人注目。当时他的身材就很壮实，现在一点也没变。而勒鲁瓦也没变，仍就像冬天的狼那样精瘦。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勒鲁瓦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勒鲁瓦，并情不自禁地用“你”来称呼他。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对勒鲁瓦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同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30来岁的下级工作人员。
那个周末，勒鲁瓦同新局长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他的工作。毫无疑问，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勒鲁瓦曾向他的前任上司提出过这个计划，但他对此待怀疑态度。
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
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他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要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了出类拔萃的家伙，当然也都各有所长。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
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
他们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他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它需要灵活、老炼和沉着。撬保险柜同拆封信件、跟踪术及其它技术一样，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
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雷尔和杜布瓦两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即hd式飞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漫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
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决定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边去大显身手。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1．3东方快车历险记
这一回，勒鲁瓦想直接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简便的办法。但对勒鲁瓦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对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要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要求他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他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信使房间的板门，拉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当苏联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他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秘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铁路线拣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
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谍海枭雄勒鲁瓦（下）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第七处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阿迈尔带着主任一进门，就有人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阿迈尔说。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勒鲁瓦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阿迈尔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勒鲁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
邮车主任心理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1．5寻找导弹基地
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勒鲁瓦大力协助美国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常火箭发射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苏联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因此，美国人要求第七处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这就是说，勒鲁瓦必须把法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在作出最后的答复以前，勒鲁瓦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飞越苏联领土的法国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勒鲁瓦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将目标拍得更清晰，勒鲁瓦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他拿到摄影机后，立即乘一架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巴黎大平原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勒鲁瓦惊诧不已：他无法在他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因为美国人没有向他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住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法国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勒鲁瓦说。他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
他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的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通过他的介绍，勒鲁瓦结识了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局长，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他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美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合适的显影剂。
勒鲁瓦原指望一开始行动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他：“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勒鲁瓦由于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局长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勒鲁瓦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他必须开始行动。通过巴黎-莫斯科航线法航经理的关系，勒鲁瓦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机长，并向他交待了任务。
他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定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苏联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讲情面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
可是，机长却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法国的快帆式飞机每次抵达莫斯科，都要受到苏联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勒鲁瓦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剂。鉴于这是头一次，他要求机长不要过分冒险，不要离开空中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勒鲁瓦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空中小姐们的表现。他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勒鲁瓦自有安排。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勒鲁瓦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空中谍报专家的帮助下，勒鲁瓦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不要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勒鲁瓦心想，“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
”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飞机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布尔西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着勒鲁瓦高声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勒鲁瓦并没有像局长那样兴高采烈。他问局长：“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勒鲁瓦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勒鲁瓦立刻跑到航空基地，登机起飞，摇动着摄影机对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他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他对局长隐瞒了他的真实意图。
勒鲁瓦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十分惊愕。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只像慈父般地对勒鲁瓦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勒鲁瓦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驾机器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瞭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勒鲁瓦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胶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自己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况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他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勒鲁瓦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勒鲁瓦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他并不十分惊奇，因为他多多少少料到他们是会来这一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方向布尔西科局长公开了他的小小的计谋。局长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的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惊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况。
勒鲁瓦寸步不让，主动出击。他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勒鲁瓦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勒鲁瓦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局长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他们要自己冲洗自己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美国人。这一仗使他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的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法国的飞行员。每次出勤，机长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50公里之远。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第七处。
1．6未尽的使命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目中叮他的上司就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应当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他接受这项任务时，勒鲁瓦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帮助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
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他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服从法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他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可是，这次行动却只在博蒙和他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他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勒鲁瓦疑惑着。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勒鲁瓦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西德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4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他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做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打开一个垂直的口子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以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勒鲁瓦对博蒙说。博蒙的态度依然那样神密，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那么大，估计有50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勒鲁瓦心里纳闷。
他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来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
勒鲁瓦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他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他想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他。
在他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是一个溜门撬锁的能手，而且摩托车骑得很漂亮。当勒鲁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架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他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第七处“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他的安全小组走遍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法国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勒鲁瓦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勒鲁瓦再次合作，共同执行他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
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才勒鲁瓦明白究竟要他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
布置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苏联人采取挑衅行动而酿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一发出警报，就可以给导弹装上弹头。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弹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还怀疑；美国人的弹头是核弹头吗？因此，勒鲁瓦的任务是搞到一个美国人的弹头。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秘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再把仓库的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