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丞相，还得买“二手房”；贵为枢密副使，也要租房度日；退休离职，不仅搬出官舍， 连一张床也不能带走 ,, 完颜绍元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一书，告诉您古代官员是如何解决房子问题的。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 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 如今曰之“机关大院” ，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 若用现代语汇表述， 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 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 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 当由国家提供。 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 《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 就可迁居长安， 赐给次一等的住宅。 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 “若吏妻子居官寺舍”。
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 (官寺舍 ) ，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 《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 《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 《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 (欧阳修号六一居士 )，以志纪念。
住房是一种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 被贬为衡州司马。 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 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 “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 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 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 : “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 (《宾退录》卷八 ) 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一体化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 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 “或以衙为廨舍 ,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 ( 映) 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 (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而像上述寇准、 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 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 ( 司马为知府的佐官 ) ，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 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 “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 (《晋书》卷九十二 )。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 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 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 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 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 : “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 《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 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 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 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 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 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 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
胥、杂役和卫士， 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 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后汉书》 卷二十七记， 张湛官拜太中大夫， “称疾不朝， 居中东门候舍” 。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 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 搬到候舍去， 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 所以不该居住官舍。 但进一层推度，则应是京师官舍紧张，不如自己识相。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 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 若甘愿打光棍， 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 《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 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 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 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 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 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 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 (《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 《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 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 “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 ( 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 《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 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 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 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 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 《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 “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 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宰执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 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 其中尤以宋朝最“悭”。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 ( 后改名店宅务 ) 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 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 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 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 : ‘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 ,, ’”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 ( 《宋史》卷二七五 ) 。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 (《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 虽然能节省支出， 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叶梦得《石林诗话》 ：“京师职事官， 旧皆无公廨， 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已下班出省， 各自回家了。 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 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 即宰府、枢密院 ) 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 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既稽缓，又多漏泄”。于是， “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俗谓之八位”。因知从宋神宗元丰时起，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不过, 能免费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中下级官员还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 : “望月初请料
钱(即月薪 ) ，觉日月长 ; 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 《江邻幾杂志》 ) ，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 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 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贷志》等载籍里，还不时见到有关“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的争论。
买断产权，造福员工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 起码大多数汉族官员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这样。 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 自进士及第后， 从翰林修撰累升至礼部尚书， 原有的私宅因家贫被父亲卖掉了，本人“历仕通显，犹僦屋以居” ( 《元史》卷一八二 )。明代大体因袭其旧， 但又有新的动向， 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 如当时制度规定， 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 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 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 《玉堂丛语》卷二记，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把这些钱全积攥起来， “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 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 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的， 谢铎的这一做法， 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 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 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称，林瀚“典国学垂十年，馔银岁以百数计，悉贮之官，以次营立署舍。师儒免僦居，由 ( 林) 瀚始”。就是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这两条资料， 还透露出一点信息， 就是同样为两都的京朝官， 若在国立中央大学任职，因别无“外快”收入，经济上更困难，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负担。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 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 典史仅十九种。 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 “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 ( 《典故纪闻》卷四 ) 据此可知，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 “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 ( 夫人) 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